丁竹園，名國瑞，字子良，號竹園。清末民初一位“以醫濟人”，在京津醫藥界享有盛譽的名醫；一位“以言濟世”，憂國憂民，為強國富民而大聲呼號的志士；一位主張改良宗教、發展教育、振興實業的回族先進知識分子。

  十九世紀中葉，大清王朝已進入晚期，像一個年逾古稀且又重病纏身的老人，彎腰駝背，肌體日趨衰弱。在此期間，先后發生了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遭受這兩次沉重打擊，大清王朝元氣大傷，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國弱民窮，到處是敗落景象，北京城里更是一派沉悶肅殺，大小官僚只知花天酒地，醉生夢死，平民百姓受著百般苦難卻又敢怒而不敢言。

  １８６９年，北京城內鼓樓街西村一個丁姓回族人家誕生了一個男孩，這就是丁竹園。孩子清脆的啼哭聲給家人帶來一絲歡樂，暫時忘卻了國事家事兩重愁苦。孩子取名國瑞，這個名字似乎寄寓了家人對國家的企盼和憧憬。童年時期，在大人的安排下，小國瑞開始讀書識字。對于一個幼稚的孩子來說，從啟蒙讀物到四書五經的線裝書，從內容到版本，都和當時的北京城一樣，古老而陳舊。因為與當代口語相差太遠，古典文言實在費解，但是國瑞聰明而好學，進步很快，從小打下了良好的語言文字基礎。丁國瑞漸漸長大了，沒有像一般讀書人那樣，走通過科舉求取功名的道路，他有個精通醫道的叔父名叫丁德恩，以行醫為業。在當時來說，從醫是一個不錯的謀生之道，無論寒暑，總有不竭的財源。所以，在父輩的安排下，丁竹園和小他六歲的弟弟國珍都從小以叔父為師學習醫道，叔父當然也毫不保留地把醫療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傳授給他們。憑著聰穎的頭腦和扎實的文字根基，兄弟倆對醫學理論的精髓領會頗深。弟兄二人有著相同的志向，不僅要以醫術糊口養家，更要“以醫濟人”，把幫助患者解除病痛放在第一位。

  1895年，丁竹園攜帶家眷從北京來到天津謀生，先是在一家茶莊做了一個時期的賬房先生，在天津站穩了腳跟之后，便改為以行醫為業，并開辦了“敬慎醫室”，丁竹園最擅長的是內科，婦科和兒科。“敬慎”二字體現了他的職業道德和從業原則，即以認真負責的態度慎重地對待病人。為了挽救生命，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他對醫道精益求精，診病施治一絲不茍，常能收到藥到病除的效果。為了推動醫藥事業和醫學理論的發展，丁竹園依據中醫藥基本原理和實踐經驗，研制出了“丁制坤順丹”、“舒肝平安丸”等十多種中成藥，寫出了《說疫》、《治痢捷要》等醫學專著，豐富了我國醫藥學寶庫，特別是為中醫藥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小的貢獻。這時侯，他可不必為個人生活發愁了，而且也實現了早年“以醫濟人”的夙愿，應該感到滿足和慶幸了。但是，社會現實使他認識到，只憑“以醫濟人”遠遠不能解救廣大民眾的疾苦。因為他看到，除了病患，中國人還受著多重的苦難，而民眾痛苦的根源是腐敗的清政府。

  丁竹園步入社會的最初幾年里，正值中國積貧積弱極度衰微之際，先是甲午戰爭的慘敗，使他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朽和國力的孱弱。接著，從戊戌變法夭折到八國聯軍惡魔般的暴行，一場場國家之難，一次次國民之殃，使丁竹園痛心疾首。他認識到，“以醫濟人”只能幫助個別人免除病痛之苦，而當前整個民族都在受苦受難，國家就象個從表到里處處衰竭并且瀕臨死亡的病人，必須大力救治。于是丁竹園在“以醫濟人”的同時，以更多的精力堅持“以言濟世”。“以言濟世”就是“以文救國”，用筆作為工具對遍體瘡痍的國家社會進行針砭；以筆作為喉舌喚醒民眾起來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抗爭。“濟人”，只能救治個別人，“濟世”才能救助整個國家和民族。從這一點來說，他的見識與志向和魯迅先生頗為相似。他在文章中說過，“鄙人亦是中國一分子，對于國家的安危，豈能漠不關心?”這正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國民意識，是高尚的社會責任感。正是這種責任感，使他無所忌憚，無所畏懼.勇敢地站在時代前列。

  早在1897年，丁竹園以筆為舌，開始大聲疾呼。以“竹園演說”為題著文，在天津《直報》，《中外實報》上發表政見。后來又在《大公報》和他胞弟丁寶臣在北京創辦的《正宗愛國報》上發表文章。為了更便捷地“以言濟世”，1907年丁竹園自創《竹園白話報》，第二年改稱《天津竹園報》。

  丁竹園象審視病人一樣審視當前的中國。中國呈現出的是一幅沉重的病態，整個國家百病纏身，他準確地診斷出國家百病之源一是政府的腐朽無能，二是國民的愚昧渙散。他對癥施治，他的一篇篇文章如同一劑劑猛藥指向病魔。一是抨擊弊政，鞭策國家發奮自新，二是啟迪國民，鼓舞民眾團結圖強。

  丁竹園認為清政府所患之病是政治黑暗，官吏腐敗。他用“敷衍公事，認真搶錢”勾畫出大大小小官僚政客的咀臉。他寫道親自聽到的兩件事：

  “20年前(按:指1891年前)鄙人尚在北京，常聽那些拉官纖的人說，某人謀放福州將軍，里邊要80萬，他已遞到50萬了，大約有60萬可成。”

  他還說曾從一位在軍機處當差的人那里得悉，一位軍機大臣當著眾人的面說:“唉!與其做這個清閑的軍機，還不如弄個藩司玩玩呢。”意思是做個地方官更實惠，撈錢更方便。

  丁竹園以具體的事例描繪當時的官場，如同一部《官場現形記》，生動地表現出當時的大小官僚們的嘴臉，他們心中哪里有什么國家和百姓?他們追求的是白花花的銀子，更有人重金買官，無非是買到官職后用權力撈取更多的錢財。丁竹園指出，因為“官奪民財”，所以，即使民眾抗拒官府甚至舉旗造反，也是錯在官府。靠這樣的政府，這樣的官僚治理，國家豈能興盛?國民豈能有好日子過?他描繪當時的社會面貌是“遍地是饑民，到處生計窄，省省捐稅重，省省冗員多。”這都是因為“舉國貪婪成風，把二十二省弄成一個黑暗世界，民怨積郁。”丁竹園對時政的評論和抨擊，如同診斷病人，雖然沒有判斷出封建主義的政治制度是疾病的總根源，但是揭示出關鍵癥結，即吏治腐敗，禍國殃民。這可謂一針見血，直達痛處，對權貴們如此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現出丁竹園具有過人的膽識。

  20世紀初葉，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革命勢力日益興隆。清政府已經感到它的統治地位岌岌可危.不得不作出一些改良政治的許諾來安撫百姓，以圖緩和矛盾，平息民主革命的烈火。丁竹園根據他觀察到的清政府所作所為來判斷，認定清政府決無政治革新的誠意.必須揭穿它的謊言，他在《敬告執政者》一文中義正詞嚴地大聲喝問：

  “大贓官的家是怎么個抄法?”

  “誤國殃民的大國賊，是怎么個斬法?”

  “虐民病商的苛捐稅，是怎么個蠲免豁除法?”

  他告誡清政府，“要打算國泰民安，當由做大官的不貪贓為始。要打算挽回敗局，收回人心，當先查抄各王公貝勒文武大員的家產，斬決幾十個貪官。各省地方紳士假公濟私，侵吞公款，斂錢肥己的，就一律處斬。”

  丁竹園提出這些問題，如同試金石，在考驗清政府有沒有變革的真實意圖和決心。同時，也是告誡民眾，不要輕信清政府的口頭許諾，而要看其實際作為，以免上當受騙。果然，清政府終于不可救藥，未以實際行動回答上述幾個問題，頑固地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維護其腐朽的封建統治，維護王公近臣的既得利益，所以更加失去了民心，因此，不可避免地被辛亥革命的洪流沖垮了。

  1911年的辛亥革命，摧垮了清政府，在中國結束了早已不合時宜的帝制。丁竹園為之欣喜若狂，以為從此中國就會實現民富國強，國家象個國家，國民安居樂業。他說：“四五千年的君主專制國，一變而為民主共和國，自有中國以來，這總算是第一次萬象更新。”可是，丁竹園看到的不是萬象更新，而是政治依舊黑暗，吏治依舊腐敗，民眾依舊困苦。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自去年武昌起義后，我對朋友說，此中國最后之希望也。不料百日之后，即丑態百出。”并直斥當權者或甘做外人傀儡，或名為救國而實亂國，或借端發財魚肉百姓等等。國家衰落到這種地步，民眾淪落到這般境地，任外國侵略者鐵蹄踐踏蹂躪，任官府和各種黑暗勢力橫行無忌，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民眾不團結，不抗爭。丁竹園在文章中寫到：“事實上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散體散沙，連分毫的抵抗力也沒有。失地失權，人人不關心；受辱受欺，人人不為恥。”他在《勢力》一文中說中國最講勢力，又最怕勢力，軟欺硬怕，甚至于”統四萬萬人的勢力，惹不起一個租界里的外國巡捕頭。”為什么會這樣?丁竹園認為，是因為國民只搞“自私自利，一身一家的小勢力”，只顧自己，不關心整個國家民族，就不可能形成強有力的團體力量，國勢衰微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他希望中國人不要只搞一身一家的小勢力，而要“培養公共的大勢力”。他說：“四五萬萬人聯成一氣，相扶相救，相敬相愛，中國還有個不強嗎?”丁竹園把民眾的團結奮斗看作是強國的必由之路，這是應該稱道的。

  為了實現民眾的大團結，必須正確地對待民族宗教問題。歷代統治階級，特別是清朝統治者在這個問題上實行了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錯誤政策，致使回、漢、滿等民族與民族之間，不同宗教之間有著很深的隔閡和界限。丁竹園作為回族先進知識分子，強調中華民族團結的極端重要性，主張化除畛域，共圖國強。他說：“最要緊的，是先要化除界限，不必分是滿漢，亦不必分回漢。只要是中國的人，你就算沾中國的水土之恩，就應當掏出忠心來，保衛國家。若是各分畛域，豈不是自滅勢力嗎？”又說：“以后不論滿漢，務必要化除界限，……不結團體自顧自，終歸是一同當苦力。”把民族團結的重要性，說得淋漓盡致。民族和宗教素有密切關系，丁竹園說，各族各教“自當以國事為重，各信各教，各享各自由，井水不犯河水，何苦無故的結冤為仇呢？”這種以國家為重，各信各教，相互尊重的思想，在當時可謂是先進的民族宗教觀，如今也有現實意義。丁竹園還說，雖然清政府王公權臣都是滿族人即所謂旗人，但是，“顛連困苦的窮旗人，仍居大多數”，就是說包括滿族在內的各民族勞苦大眾都是受清朝統治者壓迫的，他反對不加分析的“排滿”。這一點表現出丁竹園當時就能夠從經濟地位來區分不同的人群，自覺或不自覺地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觀察社會問題了，實在是難能可貴。

  清朝中后期，回族由于遭受殘酷的民族壓迫和宗教迫害，經常起義反抗，流行“爭教不爭國”的口號，意思是起義為保衛教門，不是爭奪政權，而保衛教門也就是保衛民族生存。后來列強入侵，中國瀕臨亡國的境地，國內各民族各宗教也面臨著被宰割的命運。丁竹園出于強烈的愛國意識和憂患意識，明確指出“保國即是保教，愛國即是愛身”。他反問道“沒了國，還能保住教嗎?”又說：“在中國清真教的人……全是中國的國民，……把國家維持得強盛了，教門一定亦跟著發達。”丁竹園還以《愛國質言》為題，在《正宗愛國報》上連載文章，指出：“我們的祖宗埋在中國，我們本身生在中國，吃的中國土產，飲的是中國水泉，骨肉手足親戚朋友，全在中國”，這就是說，國家利益與回教利益以及個人利益是一致的。國家，宗教，個人的命運不可分割，而“爭教不爭國”的觀點則是行不通，也是錯誤的。

  清朝末年，隨著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的潮流，在回族當中一批具有革新意識的先進分子，提出了改良宗教的主張.并把普及教育作為改良宗教的最重要內容。丁竹園也是改良宗教的積極倡導者。他同樣認為，回民中念書的太少，念經的太多，不僅教民的負擔太重，也造成自身的文化落后。他認為”念書最能興揚教門，不念書最能敗壞教門”，“清真教的諸君，以后務必多多的提倡教育，提倡實業，但求教育與實業日見發達，宗教亦就自然的光榮了。”他大聲疾呼“千萬在生計上多多地注意，空談宗教，那是靠不住的”，丁竹園教育救國與實業救國的主張，是他為受苦受難的回族同胞開出的尋求出路的良方。

  在封建專制之下，發表指斥政府，鼓動民眾起來抗爭的言論，要冒很大風險.尤其是清代曾大興文字獄，以文犯禁，因言賈禍，是不乏前例的。丁竹園寫文章，辦報紙，針砭時弊，抨擊邪惡，矛頭直指清政府，自然懂得災禍有隨時來臨的可能。但他從不畏懼，將“個人之利害禍福，惟置之度外而已”，他說：“凡是干報館的人，莫不全家豁出身家性命，犧牲利益幸福”，他辦報紙的目的非常明確，全是為了國家民族，不圖個人絲毫利益.從辦報之日起，就認頭賠錢、受累、犧牲。他公開宣布，誰要聽說自己以辦報紙為手段謀取錢財，那就請當面唾罵，并按十倍的標準接受罰款處理。特別是他的胞弟丁寶臣因為經辦進步報紙被反動統治者殺害之后，仍然堅持斗爭。

  我們從丁竹園發表文章時所用筆名，可以了解他的心思。一曰“憤民”，顯示出他是一介平民，寫文章發表言論是心懷激憤，不平則嗚的；二曰“杞憂生”表明他象杞人憂天那樣憂慮國家的存亡；三曰“候補亡國奴”，表明國民都面臨做亡國奴的危險，等等，這些筆名，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替民眾吶喊的鮮明態度，體現出他寫文章和辦報紙的立場和出發點。

  為了向普通百姓傳播自己的主張和理念，讓普通民眾看懂自己的文章，丁竹園在文言文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大力提倡白話文。他全用白話文寫文章，而且還把親手創辦的報紙稱作《竹園白話報》，他是清朝末年白話文運動的先驅者之一，當時白話文運動是反封建斗爭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意義大大超出語言文字范圍。

  當時的中國，還有一個痼疾——鴉片的泛濫。它既傷身又傷財，既禍國又殃民。丁竹園對此深惡痛絕，力主徹底鏟除。他為此大聲疾呼，同時聯絡志同道合的人士組織禁煙團體，并親自充任團體負責人，這也是他為國為民著想的一項義舉。

  丁竹園從“以醫濟人”到“以言濟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畢生的心跡：第一，他所作所為，從“濟人”到“濟世”，都是為了救國救民，他胸懷博大，志向高遠，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第二，他鐵肩擔道義，以一介平民向兇殘的統治者宣戰，為了國家和民族，無所畏懼，勇往直前，是真正的勇士；第三，他不僅力主變革政治，同時，大力提倡并躬行使用白話文，研制新型中成藥，說明他文化上科技上都努力創新，具有開拓進取精神;第四，他不僅具有先進的民族宗教觀，懂得民眾大團結是救國強國的根本，而且把自己所辦的報紙當成無形的“議院”，讓人們自由發表意見，交流思想，廣開言路，以啟迪民智。所有這些，都值得后來人永遠歌頌，深切懷念的。丁竹園是站在時代前列，為歷史車輪的前進起到了一定助推作用的。

  1932年，為國家和民族奮斗一生的丁竹園去世了，哲人已逝，音容難尋。值得慶幸的是，丁竹園發表于報刊的文章經過整理匯編成《竹園叢話》由敬慎醫室印行，共24冊，六百余篇，百萬余言。該書內容極其廣泛，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體育，醫藥衛生，民族宗教，天文地理，可謂包羅萬象，洋洋灑灑。這是后人研究我國醫藥史、報刊史、回族文化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竹園叢話》和1907年創辦的《竹園白話報》與其胞弟丁寶臣1906年所辦的《正宗愛國報》有著共同的特點，就是切中時弊，文筆犀利，為強國強族強民，大聲疾呼。這兩份報刊，時間早，數量多，深受民眾歡迎，是我國回族報刊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對此后回族報刊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