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19日，河北琉璃河車站，一位即將離世的老人“彌留之際，猶喃喃曰‘吾行將西北公學移入甘寧青矣，家中某花園可充校舍也，家中某處書籍可充圖書館用也’”……

馬福祥

曾位于銀川市中山公園內地馬福祥紀念碑。

　　這位老人就是名震一時的民國上將馬福祥，其“捐資在寧夏創辦公共圖書館一所，此為寧夏建圖書館之始。”

　　民國上將的傳奇人生

　　作為寧夏曾經的統治者，馬福祥至今被人們津津樂道。

　　馬福祥（1867年─1932年），字云亭，回族，甘肅河州（今臨夏縣）韓家集陽洼山人。清末、民國間將領。6歲入清真寺誦經，8歲入私塾讀“四書”、“左氏春秋”。 清光緒十四年（1888），13歲的馬福祥隨兄馬福祿到河州觀看陜甘總督楊昌浚閱兵，回家后遂生習武從戎之心，乃隨馬福祿演習刀槍弓馬，三年不廢。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八，撒拉、回、東鄉、保安族等群眾近萬人在韓奴勒（撒拉族）率領下起義，清廷飛檄甘肅各地，準回族紳士招兵買馬，“練士勇以資防衛”。馬福祥與兄馬福祿招募士勇200名，稱“安寧軍”，分步騎兩營，馬福祿任督帶兼步兵管帶，馬福祥為騎兵管帶，鎮壓義軍。光緒二十一年（1895）河湟、海固起義漸成燎原之勢，朝廷急調新疆喀什噶爾抻督董福祥督辦甘肅軍務，馬福祥兄弟率隊配合，董福祥贊其兄弟“真良將也”，授馬福祿記名總兵職。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馬福祥赴省參加武舉考試，以鄉試第二名考中武舉人。

　　八國聯軍進北京時，他與其兄馬福祿率眾兵士與八國聯軍激戰于北京正陽門，北京淪陷后，馬福祥擔任宮廷警衛保護慈禧和光緒帝西逃，直到護駕西安。慈禧、光緒后來回到京城，以馬福祥“在京有戰功，沿途宿衛，亦著勞謹”為由“著加恩，遇缺盡先即補”。光緒二十七年（1901），馬福祥被補為甘肅靖遠協副將，奉命回靖遠駐防，至此起家。在此期間，馬福祥延請當地名舉人高炳辰教讀侄馬鴻賓、子馬鴻逵。自己也博覽群書，摹習名人法帖。

　　1912年8月21日，袁世凱政府任馬福祥為寧夏鎮總兵，馬家軍統治寧夏的歷史就此開始。

　　“儒將”的圖書館情結

　　作為掌控寧夏的軍閥，馬福祥在政治上極力維護馬家在寧夏的統治地位。不過馬福祥雖然是虔誠的穆斯林，但從小在接受伊斯蘭文化教育的同時，也受到過良好的漢文化儒學教育，并以儒將自詡。因此，在寧夏，他也傾力興辦文化事業。

　　馬福祥興辦寧夏第一所圖書館，是在1916年。據《銀川市志》記載：“1916年(中華民國5年)，馬福祥捐資在寧夏創辦公共圖書館一所，此為寧夏建圖書館之始。”實際上，馬福祥當年創建圖書館雖然開創寧夏圖書事業的先河，但在當時的中國，他只能算作一位熱心的追隨者。

　　縱觀我國近代歷史，西方思想在清代晚期對中國影響極大，政治上主要表現在戊戌維新的發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憲運動的嘗試等等；社會影響上，晚清西學的優勢逐漸超越中學，使得清政府必須廢除八股文和科舉制度。那時圖書館在西方很多國家已經很普遍了。

　　1878年革命先行者孫中山12歲時，隨母親到夏威夷群島投靠大哥孫眉，大哥把他送到當地一所學校去讀書。這個學校的教師都用英語講課，孫中山聽不懂，為此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圖書館，查閱資料，終于學會了英語。1896年，孫中山在英國留居一年每天都到大英圖書館去讀書，可見圖書館在當時一些西方國家早已成為人們獲取知識的陣地。

　　晚清時期，一大批進步人士如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等都先后在西方國家學習過，回國后他們將進步思想帶回國內，圖書事業也伴隨晚清時期人們的猛省在國內風靡而起，蓬勃發展。1891年（光緒十七年），康有為建立了私人圖書館“萬木草堂”，1910年，梁啟超以歐洲帶回國的一萬多冊圖書作為基礎成立了“圖書館俱樂部”。

　　馬福祥創辦寧夏圖書館期間，也是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先生1912年至1926年在教育部的工作期間。魯迅先生可謂是我國近現代圖書館的締造者之一，他對我國現代圖書館特別是北京的圖書館建設，做了大量具體細致的工作。查閱這一時期的魯迅日記，可以看到有關圖書館建設的記載多達94次之多，內容涉及館址選擇、藏書建設、人員配備等許多方面。

　　1916年4月，魯迅在取得政事堂通過、內務部同意后，以教育部名義發布通令，要求凡在內務部立案出版發行的圖書，都要呈繳一本給京師圖書館。從此，京師圖書館作為國家圖書館接受國內出版物的制度正式成立。

　　京城圖書事業辦得紅紅火火，寧夏雖然地處邊塞比較偏僻，但1916年時任寧夏護軍使的馬福祥也不甘落伍，自然要有所作為。馬福祥在寧夏統治8年，不但率部平息了一些躁動，維護了當局權威，成為甘肅回族軍閥中的翹楚，而且還做了一些治學尚文的業績。如在寧夏創立蒙回師范，在北京資助成達師范、西北中學（一說西北公學），在蘭州、臨夏、包頭等地設立學校30余處，并有《磨盾余墨》《蒙藏狀況》《先哲言行類鈔》《訓誡子侄書》等書籍問世。

　　甚至在臨終前一個月，也就是1932年7月，馬福祥還寫信給成達師范的唐柯三校長：“柯三校長松亭主任惠鑒：文電計達，前托平漢特快車帶上瓷器一箱，計：印合水盂筆筒各十八份，系福祥贈本屆畢業同學者，外食盒十八份，系鴻逵備贈，又《歸真總義》《蒙藏狀況》《先哲言行類鈔》《積善堂訓戒子侄諸孫書稿》《王陽明生活書》共五種，各十八冊，統于本日特快車帶平，到時并祈，分交本屆畢業諸同學，以作紀念。馬福祥拜祈。七月十二日。”這些事實證明，歷史上的馬福祥不只是戎馬生涯的“武夫”，更是熱衷于文化教育事業的“儒將”，是個文武兼備的全才。

    以下這段記載，可以看出馬福祥對圖書館的鐘愛之情，可以窺知馬福祥生前積極倡導社會文化教育的冰山一角：1932年8月初，馬福祥風塵勞頓,重染時疫,由其子馬鴻逵親自護送,準備到北平協和醫院醫治。8月19日,車行至涿州琉璃河車站時馬福祥因病去世。“彌留之際,猶喃喃曰‘吾行將西北公學移入甘寧青矣,家中某花園可充校舍也,家中某處書籍可充圖書館用也’”……

　　歲月其實是個善于“隱匿”的收藏家，寧夏第一所圖書館的歷史也是這樣被悄然收藏起的，于是，史料的匱乏令我們已經不能將當年馬福祥創建圖書館的梗概一一復原，至于圖書館的規模和書籍資源多少等情況更是無從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