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京剛剛解放我就到了北京，進入剛成立的國立回民學院師范部學習，1952年畢業后分配到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先后在政法司、主任辦公室（也叫黨組辦公室）工作。后來長期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工作，期間也到中央統戰部工作過幾年。幾十年來我一直在這幾個民族工作單位，也為有關領導同志做過秘書。在工作中，自然對有關問題的情況和政策的制定直接或間接了解一些。我這個回回，當然對回族問題就更加關注。現在就我了解的解放后關于回族的若干政策問題作個初步介紹。

    一、 解放初期慎重處理甘肅寧夏回族地區的動亂事件

　　解放前，西北回回三馬和國民黨其他反動武裝控制甘、寧、青，1949年8月26日解放軍攻下蘭州后，西北其他反動派看到大勢已去，馬步芳在青海用飛機拉上金條跑了，下邊其他人有的潰散，有的同解放軍聯系，迎接解放軍入青。寧夏馬鴻逵也派人同解放軍談判接受改編之事。他派來談判的人還沒有回到銀川，部下已自行潰散。但是，國民黨潛伏的特務和持槍潰散的人員還不死心，他們幻想東山再起，有的還以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之名組織武裝，當時我們派到那里工作的人員回族干部很少，對回族群眾宣傳不夠，對回族上層人員團結不夠。反動派卻乘機造謠，說共產黨要清洗回回，煽動回漢對立。1949年10月，潰散回寧夏的馬匪武裝提出“抗共滅漢”的口號，挑起回漢爭斗。他們煽動和裹脅群眾達七八千人，圍攻寧定縣城，逃難和受波動群眾近40萬人，回漢雙方死傷近千人。寧夏回民怕被清洗，有些人跑到綏遠西部。甘肅平涼反動派煽動回民200多人手持斧頭和武器攻打平原城。直到1952年4月初，以惡霸地主和反革命特務分子為骨干，披著宗教外衣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煽動回民騷亂，聚眾五六千人圍攻西吉縣城。我們通過軍事壓力和政治爭取才平息下來。

　　我們所以能迅速平息這些事件，是因為我們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采取了正確的方針政策。1954年，中央批發《關于過去幾年內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中說：“民族地區的叛亂自然是和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分不開的，但它常常是帶有民族性和群眾性，既不可視同一般土匪問題，也不可視同一般的反革命判亂。……而應當作民族問題去處理。除特殊情況外，主要應采取政治的辦法，進行反復的爭取和瓦解工作，力求和平解決問題……必須采取分別對待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對于本民族的上層分子必須反復爭取，采取特別寬大的政策；對于外來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的打擊和鎮壓，但一般也應不絕其自新之路；對于一般群眾必須努力爭取，妥為安撫，不給他們戴“土匪”帽子，并幫助他們解決困難，使其安心生產。”

    二、 西北回族地區土改中正確處理清真寺土地問題

　　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土改分為四種情況，一是經濟形態和漢族地區大體相同，基本上采取與漢族地區大體相同的做法；二是藏族農奴制、彝族奴隸制地區政策更寬，方式更和緩，同上層協商，爭取他們同意，不收浮財；三是云南傣族、哈尼族地區實行和平協商土改，廢除領主（土司）土地所有和特權，不面對面斗爭，對上層通過安排工作不降低他們的政治地位，通過發工資和經濟補貼不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四是尚處于原始公社制末期的景頗、傈僳、鄂倫春、鄂溫克、黎族等民族地區，不進行系統的民主改革，通過國家幫助和合作化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

　　回族地區屬于地主經濟，與漢族地區大體相同，因此也采取與漢族地區大體相同的方式進行土改，但根據其具體情況，可以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它突出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清真寺的土地問題。據原來西北局材料，各地清真寺土地平均每寺十畝左右，甘肅24個縣統計，清真寺共有1504座，土地4000畝，是耕地總數的千分之一。拱北、道堂土地較多，每寺有土地幾十畝到二、三百畝，是教徒獻給教主做墳園（拱北）和修養地（道堂）的。

　　根據西北局安排，1951年冬到1952年春，回族地區和漢族地區一起進行土改，對清真寺土地最初提出分三種情況：不征收、征收小部分、征收大部分。即（1）只對那些擁有土地很多，本民族本教派又多數迫切要求分配的，經過和教派充分協商，可酌量征收一部分土地分配；還有教坊自愿獻出土地的，可以接受分配，否則，一般不要動。（2）對拱北、道堂也如此，征收時還應堅決不動其亭子圍墻以內的土地。（3）回民群眾要求斗爭某些把持寺地的惡霸學董，我們應當支持。凡是包含教派糾紛斗爭，即堅決停止；一切涉及宗教內部的問題，都放在以后經過教內協商處理。……寧夏反映：阿訇等提出劃分成份時不要把他們定為“宗教職業家”，我們的意見可直接作“阿訇”或“教長”（這是他們自稱的名字），其占有土地不多的，在群眾同意下，可按小土地出租者待遇。

　　但是有的回族地區土改中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所以1952年5月當時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同志在總結民族地區土改經驗中指出：“甲、所謂在民族團結基礎上去進行土改，是什么意思呢？不但是第一，要通過民族大多數群眾自覺；第二、要有當地干部參加工作；第三，向少數民族地主進行斗爭，要由其民族群眾為主去做；第四，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等，這些都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第五，一定要先做好爭取各民族上層、爭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統一戰線工作，然后在發動群眾，不要顛倒過來。民族問題當前主要矛盾在哪里，就在這些上層。聯合封建來反對封建，可以說是那里的矛盾的特殊性。這些封建要用贊助土改或不反對土改來換取“改的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在關系他們自身某些方面我們的某種妥協。我們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協去換取發動群眾的較好條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不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乙、一定要嚴格控制。必須設幾道防線，……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也一律不動（說的活動就不好，平涼海圍等地正是這點宣傳上有毛病，給了反動地主借口，煽動教民叛亂）。必須排出各派人物名單，堅持保護必須保護的人過關。……只要今天確實愿意靠攏過來的人都要照顧，保護，集中打擊現在還做反革命活動的，其余都不算歸賬。那些有代表性而又和我們合作的人，既使歷史上有惡跡有血債，都不要運河算。只要按照土地改革法把土地拿出來分了就好，不硬要面對面斗爭，背靠背辦法也可以發動群眾，高級人物甚至不必教他們寫檢討書。

　　丙、仍然是發動群眾。……當群眾提到民族間歷史問題時，引導他們運河找階級根子，訴統治階級之苦，結果很好。回漢農民互相招呼到本莊分地，民族團結更好了，這是成功的。……這些地區發動群眾的工作，必須看作是長期的艱苦的工作，要準備多少年時間去逐步深入。……回族地區“男女一齊發動”的口號不要提，宗教問題不要干涉。暫時行不通的事情都不要勉強，無益之舉辦了就有害。”

　　后來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合作化特別是公社化過程中，清真寺等單位的土地基本上都拿出來進入到集體之中了。

    三、幫助建立國立回民學院，其他有關省市建立回民中學

　　我國民族地區建立民族中小學的不少，但以單一民族名稱建立學校的則不多?；刈暹@樣做，主要是因為它在全國處于大分散小聚居的狀態，而且有其特殊的風俗習慣。解放前就有回民辦學的習慣。北京解放后，以馬玉槐同志為首的回民工作委員會根據北京市委和華北局的指示接管了國立成達師范，而且根據私立的西北中學、燕山中學的要求也以接管。當時中央人民政府還未成立，經請示華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同意，將這三所學校合并成立國立回民學院。直屬高等教育委員會（后來是高教部）領導。華北局、北京市委對此大力支持，華北局批示：“應認真加以領導，作為提高回民文化、培養回民干部的園地，以備開展大西北之用。”回民學院成立時，全國政協民族組包括劉格平、鮑爾汗、楊靜仁、天寶等全部在京人員到會祝賀。當時民族學院尚未成立，中央民委把回民學院作為培養民族干部的基地，1958年之前，回民學院師范畢業生幾乎全部由國家民委包下來分配到各省市民諉和民族院校。

　　所以成立回民學院，就是逐步把它辦成以大學為主的學校。1953年已開始招了阿拉伯文班，1956年全國民族教育會議已決定1957年起招收大專水平的師范?？?。但是1957年左傾思潮開始，奉命停辦大專班，1958年回民學院由教育部下放到北京市宣武區教育局管，1963年改為回民中學。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改為回民學校。

　　從1949年成立到1963年回民學院共培養畢業生5622人，到1983年，包括后來改為回民中學，累計畢業生已達到1.8萬人?，F在分布在各省市自治區，一些省市民族宗教工作部門領導和工作人員不少是回民學院畢業生，有些同志已成為各類專門人材。

　　北京成立回民學院后對各地影響較大，有些地方開始成立回民中學，受到各地群眾的熱列歡迎。

    四、解放初介紹回民勞動就業是個突出的問題

　　回族是幾百年前才逐漸形成的一個較新的民族，它的經濟基礎較差，城市回民多從事小商小販，農村回民土地也較少，解放初期不少回民生產生活都有很大困難，特別是城市里失業半失業的很多。許多地方民族工作部門也把這些問題放在重要位置。在這方面北京市做的較好。他們除去組織一些小型生產組織進行生產自救和社會救濟外，還有意識地組織回民特別是回民青年勞動就業。為了有準備的就業，首先開展少數民族政治和專業的訓練班。當時北京市委彭真、劉仁同志對此非常支持。劉仁同志讓市有關部門對下邊打招呼，要對少數民族開門。1951年到1957年北京市共舉辦15期訓練班、培養了回、滿、蒙族學員6231人，其中回民5515人。他們被分配到機關、學校、企事業等單位。許多同志后來成為各行業的骨干，擔任各級領導工作。北京市的做法為許多地方所仿效。

　　解放初還遇到糧食統購統銷等問題。有關領導部門還特意布置對少數民族從事飲食業的企業和攤販原料供應上給予照顧，對回民節假時供應上也予以照顧。

　　為解放回民生產生活問題，五十年代，中共中央還特意批轉過蒙綏分局、河北省委的報告，中央民委還專門召開京、津和冀、魯、豫解決回民生產生活問題的專題座談會。

　　舉辦回民學校，組織回民勞動就業，對于提高回民的文化素質，改變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都起到了重大作用。這是民族素質的一次飛躍。

    五、 正確處理突發事件，避免傷害群眾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維護民族團結

　　這方面的事件較早出現的是北京有些回民要搗毀光明日報的問題。1951年元月10日，光明日報副刊一篇《語無倫次的山姆大叔》的雜文，內容是揭露美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文內說：“可憐的人們，能知道過去一手執劍一手執經的穆罕默德，卻不知道一手拿槍炮、一手拿金錢，……還有一手拿道義，這就叫扒手的面目。”這些話傷害了回民的宗教感情，許多人非常氣憤，有些人組織了“反對光明日報侮教籌委會”，揚言要組織游行，搗毀光明日報社。

　　彭真同志主持北主洋市委及時研究了這個問題，他指出，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則，作人民自己內部的問題，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妥善解決這一問題。13日市委召開全市黨團員會議，傳達市委決定（我當時是團員，因此參加了這個會）。市委常務副書記劉仁同志說，問題發生在北京市，黨中央毛主席和周總理都很關心這件事。北大新技術公司京是全國人民的首都，決不允許發生砸報館的事情?！豆饷魅請蟆肥侨嗣竦膱蠹?，……雜文用意是好的，但比喻不恰當，也是不對的。這種事畢竟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過去用暴力把反動派的報館砸了是對的，現在是人民的報紙，要砸報館就不對了。會議要求黨團員統一認識，分頭去做群眾工作，對于個別別有用心，想借機鬧事的人，予以揭露和孤立。16日又在中山公園召開了北大新技術公司京各界回民代表500多人的會議，《光明日報》副總編高天同志在會上作了道歉。他說，1月10日《光明日報》副刊登載的盧洪基所作雜文引用了不正確不適當的比喻，編者應負審稿疏忽的責任。這是對伊斯蘭歷史認識不夠，對民族政策的學習、體會不深造成的，我代表《光明日報》向回民同胞道歉，今后應當更好的學習，以便為加強民族團結服務。此后這個問題算是平息了。

　　解放后幾十年里，各地仍然發生過不少類傾事件，有的甚至引起較大事端。文化大革命前黨中央多次指示進行民族政策大檢查，毛主席《反對大漢族主義》一文，就是看到中央民委馬杰等同志在河南的調查報告后寫的批語，對當時一些違反民族政策的現象進行的嚴厲批評。文化大革命中自不必說，三中全會后仍多次發生此類問題。為此，中央統戰部、宣傳部和國家民委、宗教局等領導單位聯合或單獨就不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問題進行批評，作出必要的規定。應當說，這些情況有所好轉。但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這仍然是個需要長期警惕的問題。

    六、黨中央批準成立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和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

　　解放前，無論是解放區、國統區或者倫喪區都分別成立過回民社會團體。據了解，“七七事變”后，白崇禧聯絡幾位回族人士于1938年在武漢成立起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南京失守后，蔣介石把首都遷到重慶，1939年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在重慶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白崇禧請示蔣介石。因為蔣介石和國民黨不承認回回是個民族，只是“生活習慣特殊之公民”，所以蔣介石不同意叫“中國回民救國協會”，指定改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1949年國民黨敗光臺灣后，這個組織改名“中國回教協會”。

　　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承認回回是個民族，抗戰時期各邊區分別成立守回民抗敵建國會等回民團體，還組織了回民支隊等抗日武裝。這對回族人民參加抗日救國和解放事業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后各地紛紛提出建立伊斯蘭教和回回民族相應的社會團體。1952年中央民委黨組根據民族和宗教分開的原則向黨中央請示成立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和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得到批準，開始籌備。當中，周恩來總理要就這兩個組織的宗旨和工作再向中央報告。1952年，中央民委再向中央報告，提出：“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為我國信仰伊斯蘭教各少數民族全國性的宗教團體，旨在通過這個組織，在全國伊斯蘭教徒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并進行國際伊斯蘭教聯系工作。……中國回民文化協進委員會（該會成立時改為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為回民全國性文化性質的團體。它的主要任務是協助政府研究發展回民文化，向回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這兩個組織都于1953年順利成立，中央給了干部編制和經費。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首位會長是鮑爾漢，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首任會長是劉格平。我參加了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從籌備到成立會再到會反編輯它的內部刊物《通訊》第一期的工作。

　　“伊協”、“回協”這兩個組織成立后受到廣大回民和其他民族穆斯林的熱烈歡迎，起到了它們應有的作用。只是，1958年成立寧夏回族自治區之后，有些同志認為，回族有些事情以自治區這個回族在家庭都可以辦了，“回協：的作用就不大了，所以把它取消了”，回協的荼人員全部到自治區另外分配了工作。但是緊接著主持籌辦“回協”和自治區的劉格平等人被打成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連自治區都自身難保了，更何況其他地方回民之事。以后，這些事和人都平反了，但是這個教訓是極為深刻的。十幾年前在許多回民同志的努力下，批準成立了中國回族學會，但愿它根據黨的方針政策和回族志士仁人的遺志，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七、明確阿拉伯文在中國作為伊斯蘭教使用的文字，但不作為回族文字

　　伊斯蘭教在回族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維系作用。中國伊斯蘭教經典延用阿拉伯文，回民日常生活中保留著一些阿拉伯語言和詞匯，但在中國環境下形成的回回民族，它的成員自然也只能是主要使用漢語漢文。但是過去阿拉伯文是否為回族文字，沒有明確過。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和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成立時，有些提出應把阿拉伯文定為中國回族文字，回民學校應當普遍學習阿拉伯文。為些引起很大爭論。最后統一認識，不能把阿拉伯文定為回族文字。會后中央批轉中央民委黨組關于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成立會議的報告指出：“阿文不是回民的民族通用文字，而是伊斯蘭教的經典文字，因此在宗教方面學習或使用阿文是可以的，但把阿文當作回族全民族的文字，而企圖推廣使用的作法，則是非常錯誤的。這種作法對回族人民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十分不利?；刈寮热欢贾v漢語，則漢文也就是回族的文字。因此應該提倡學習漢文，這樣才能有利于回族人民。”

    八、在培養干部和發展黨員中如何對待回民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問題

　　西北剛解放時，有些回族干部請示，為了不脫離群眾，能否同群眾觀點在寺里一起做禮拜。答復他們可以。北京剛解放，回民工作委員會為了更好地開辟工作，要求回族干部到清真寺做禮拜，以便更好的聯系群眾。當然，以后這樣要求和這樣做的越來越少了。

　　1954年，中央批轉《過去幾年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中指出：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落后，很多少數民族甚至沒有本民族的無產階級，因此在少數民族中發展黨員時，暫時還不能和在漢族地區一樣地運用黨員標準八個條件，而應該依據少數民族實際情況適當地吸收那些歷史清楚、政治可靠、忠心擁護黨并愿為積極工作的積極分子入黨，在黨內教育和幫助他們使他們逐步地達到黨員標準八個條件。……正如漢族黨員必須黨克服大漢族主義一樣，少數民族黨員必須克服地方民族主義。……不要把少數民族黨員中一般屬于民族情感的表現同地方民族主義思想混淆起來。

　　“少數民族勞動人民中有覺悟的分子和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擁護黨，誠懇地為黨的號召和指示而工作，從政治說來已經具備了入黨條件，但另一方面卻或多或少地保留著宗教信仰，在這種情況下，如把放棄宗教信仰作為入黨的一個條件，那我們在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的建黨工作，就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要考慮一個人是否放棄宗教信仰也是困難的。……讓他們入黨后，在長期的黨內教育和革命實踐中，幫助他們逐步沖淡和消失其宗教信仰。對于少數民族黨員的一般生活習慣（如不吃豬肉等等）不論其與宗教信仰有無關系，不僅不應干涉，而應加以尊重。對于那些整個民族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如回、藏、維等民族）中的黨員，還應勸告他們在宗教儀式和生活習慣上不要脫離本民族的大多數人民。”

　　解放幾十年來，我們培養了大批回族干部，發展了大批回族共產黨員，在多次的無神論教育、長期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和革命實踐中，不斷地增強了歷史唯物主義觀念，出現了一些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的革命者，社會主義建設者和優秀的領導者，這是回族人民的驕傲。

　　九、關于成立寧夏回族自治區問題

　　回族大分散小聚居，上世紀五十年代已分別建立了一些自治地方，但是李維漢同志多次講過，回族在少數民族中人口是比較多的，而且民族特點突出，應當有一個與其地位相適應的自治區。當時人們義論，甘肅回族人口較多，要成立自治區只能在那里考慮。甘當時臨夏地區回民比較集中，但那里范圍太小，而且資源缺乏，從發展來看，不如銀川那一片，寧夏過去建國省，回族地區范圍較大，而且那里資源豐富，當時包蘭鐵路正在修，不久即可通車，發展前途很好，根據李維漢同志和大家醞釀的意見，1956年3月當時主管民族工作的陳毅同志向中央提出成立回族自治區的意見和方案。他提的方案是：寧夏回族自治區以吳忠、固原兩個回族自治州和平涼的涇源、天水專區的張家川兩個回族自治縣為主，再劃入銀川、平涼兩個專區。這個方案的好處是甘當時除臨夏以外的主要回族聚居區都包括在內，地區較大，人口較多，發展經濟文化條件也較好。全區人口366萬，回族68萬，占18.65%

　　這個問題在中共八大期間，中央有關單位負責同志就同甘肅省委的同志們進行過座談。后來甘肅向縣級以上干部作了傳達，也征求了上層人物的意見。平涼地區的同志們大部分不同意把平涼地區劃入自治區。他們說，平涼專區回族只占5%，其中慶陽等幾個老區縣回民更少。

　　為此，中央統戰部對寧夏區劃問題又提出三個方案。第一個方案即陳毅同志向中央提的方案。第二個方案是在第一方案基礎上，只把涇原縣劃入自治區，其他不劃。這樣自治區共143萬人，回族50多萬占35.4%。這個方案的缺點是南邊不遠的張家川回族自治區不能劃入自治區。第三個方案只是慶陽等幾個老區縣不劃入自治區。但是，按這個方案，慶陽等幾個老區縣在甘肅成了飛地。而且這幾個老區縣在甘肅又是產糧區，甘當時許多人也不愿意把這幾個縣劃入陜西。

　　1956年12月3日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報告和方案，讓各方面進行討論，爭求意見。

　　1957年春，中央統戰部讓主管民族工作的兩位副部長劉格平、汪鋒同志（劉又是全國人大民委主任，汪又是中央民委常務副主任）一同到甘肅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王克同志和我先隨劉格平同志到昆明，迎接來訪的緬甸議長，陪同客人到重慶后，我們就告別客人去了蘭州。在蘭州同各方面座談中，包括有關領導干部、上層人物許多漢族同志多主張第二方案，看來難以改變。但有些同志又覺得按第二方案，自治區太小，相連的平涼和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又劃不進來，有些遺憾。在此情況下，劉格平同志認為，只有第二方案切實可行。他向有關回族同志說，中國回族大分散小聚居，自治區劃多大，回族人口占全國回族人口比例也只是幾分之一。建立自治區也得聽取其民族人民的意見。自治區不在大小，看你搞的好不好。搞好了，人家會向你投奔，搞不好，人家也會離你而去。后來自治區區劃就這樣定下來。

　　現在除寧夏回族自治區外，全國還有臨夏、昌吉兩個回族自治州和十個回族自治縣，還有作為民族區域自治的大批回族鄉。回族人民實現了當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權利。

　　十、關于1958年的宗教改革

　　在全國反右派運動之后，（在少數民族地區又增加了一個宗教改革，即反對宗教特權和封建壓迫剝削制度，在宗教界反右派和反壞人壞事。這無疑對宗教中殘存的一些封建壓迫制度是個很大的沖擊。但這個運動是在極左思潮下提出和進行的，夸大了階級斗爭的形勢，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錯誤。當時全國清真寺約有一萬座，阿訇、滿拉等約十萬人。運動中實際上超出了宗教改革的范圍，許多人受到批判斗爭，有些人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三中全會后都進行了平反，但這也是個教訓。

　　十一、尊重回民土葬的習慣

　　上世紀七十年代全國推行火葬高潮中，有些地方規定“不分民族，一律火化”。各地回民反映強烈。有一個地方，一位老人去世后，因為怕火化，家人在晚上偷偷把亡人埋了。民兵知道后，要挖出來，還要火化。家人手拿鐵鍬等農具日夜守在墳地，到了劍拔弩張一觸而發之勢。老人的兒媳跑到北京，到中央幾個部門棣允許回民土葬。其他地方也有不少這類情況。民政部和國家民委于1979年2月10日發出《不要強迫回民實行火葬問題的通知》，指出：“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是黨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我國憲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少數民族實行土葬或火葬，是一個風俗習慣問題。對這種風俗習慣的保持或改革，應當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絕不能強迫。”之后，再未出現嚴重的對立之事。

　　十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期，仍然需要注意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

　　回族問題許多事離不開伊斯蘭教問題。1982年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這是我們幾十年宗教工作經驗教訓的總結性的文件，它深刻地揭示了有關宗教的理論、宗教政策的的實質和若干具體規定。它特別指出：“宗教信仰的實質，就是要使宗教信仰問題成為公民個人自由選擇的問題，成為公民個人的私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當然絕不能被用來推行某種宗教，也絕不能被用來禁止某種宗教，只要它是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同時，絕不允許宗教干預國家行政、干預司法、干預學校教育和社會公共教育，絕不允許強迫任何人特別是十八歲以下少年兒童入教、出家和到寺廟學經，絕不允許恢復已被廢除的宗教封建特權和宗教壓迫剝削制度，絕不允許利用宗教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國家統一和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團結。”還規定：“……任何人都不應當到宗教場所進行無神論的宣傳，或者在信教群眾中發動有神或者無神的辯論；但是任何宗教組織和教徒也不應當在宗教場所以外布道、傳教，宣傳有神論，或者散發宗教傳單和其他未經政府主管部門批準出版發行的宗教書刊。”這都有很強的針對性。我們應當認真學習和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這樣，才能實現宗教和社會主義相適應。

　　解放六十多年來，民族工作成績巨大，但也有曲折。上世紀五十年代，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我們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民族政策，五十年代后期極左思潮抬頭，文化大革命中走向極端。三中全會后重申黨的一系列正確的民族政策?，F在我國發展迅速，一日千里。我們生活在和諧繁榮，團結友愛的祖國大家庭中，心情舒暢，無限欣慰。

　　作者介紹：底潤昆，回族，全國人大常委會民族委員會原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