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5年，一名研習法律的摩洛哥年青人從他的家鄉丹吉爾海港城市出發，沿著摩洛哥海邊向北走，他計劃走到遙遠的麥加，去朝覲。他的名字叫阿布·艾伯德拉赫·白圖泰，在他后來的著作《奇游勝覽》中說：“我決心已定，告別了所有的親朋好友。”

他在書中說：“我出發的時候，單獨一人，沒有可以在途中互助的同伴，也沒有打聽是否有最近出發的商隊，與他們同行。” 他當時的心情五味雜陳，既興奮，又膽怯，大腦里充滿了神秘天方的幻想，但是他的孤獨與惆悵時間并不長久，幾天后就搭上了旅伴。在這條傳統沿大西洋的商旅信道上，人來人往，終年不絕，每個旅行者都奔向不同的目標，有人趕車，有人騎牲畜，有人步行。白圖泰從來沒有想到，他邁出的這一步，前程是那么遙遠，長達二十九年后才回歸，他的《勝覽》記載了他所邂逅的各種人物，有國王﹑大臣﹑學者﹑商人﹑宗教家﹑工藝匠人，在不同國家先后迎娶了幾位新娘，生下了許多孩子。

最讓人們回味無窮的奇跡是，他在七百年前的穆斯林世界里云游四方，按今天的地理位置，走遍了五十多個國家。在他的旅途中，有些人他一再相遇，也曾經有過許多奇遇和冒險，例如一次在土耳其的大森林里迷失了方向，也有數次驚心動魄的死亡威脅。 在中國的南方，見到一位印度老知己，在馬爾代夫遇到摩洛哥的老鄉親，經常走在人群中，會有人從背后拍肩膀，原來是千萬里外曾相識的好朋友。

今天的世界，普遍用“地球村”來形容，不但交通便捷，旅行舒適，人員流動更為頻繁，在東京大街上遇到一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老朋友，都不能算作是奇跡。 想象一下，在白圖泰的時代，從北非到中國，跋山涉水奔走許多年，當時的人從來沒有想象過七百年后旅行如此神速和便利，這才是奇跡。當時，道路艱難又危險，交通工具笨拙，速度緩慢，市鎮小，人口少，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一輩子足不出鄉鎮。

十四世紀的世界地圖，穆斯林區域從天房向四方蔓延，擴大到遙遠的地區，占據了當時文明發達世界的中心位置。凡是有穆斯林居住的地方，旅行方便，手續簡單，阿拉伯文是通用語言，飲食均為清真。穆斯林是一個愛好經商的民族，先知穆圣把商旅定格為傳播真理的善功，有利于把伊斯蘭傳播到四方，遍布全球。伊斯蘭功修之一的朝覲，就是旅行訓練，根基《古蘭經》，不論居住在地球的何方，每個穆斯林在具備條件的情況下都有一生朝覲一次的基本信仰責任。 這個制度，從先知穆圣時代以來，一直嚴格執行著，從無停息；大地上總有人在旅途上走動，奔赴麥加或從麥加返回家鄉。 在朝覲旅行的帶動下，穆斯林成為世界上最敢于出遠門旅行的人群，長途旅行促進了物質貿易，文化交流，經濟發展，民族互相了解，世人共求和平。

伊斯蘭從本質上就不是單獨一個種族的宗教，在遵循圣訓向世界傳播的過程中，展現了伊斯蘭的國際主義精神，伊斯蘭被世界上所有民族接受，同時也顯示了伊斯蘭的種族寬容性，證實全人類都是先知阿丹的后代，本是一家人兄弟姐妹。

白圖泰時代的十四世紀，穆斯林世界進入了文明的成熟時期，大多數穆斯林的城市，都常見遠方民族的面孔，各民族的穆斯林不分彼此，互相認同都是“教胞”，穆斯林世界不存在種族歧視。特別是在伊斯蘭文化的中心地帶，從埃及到波斯，就是被當代被西方人稱作是“中東”的這個區域，因為氣候干燥，多沙漠，少河流，人氣興旺的綠洲居民點由傳統商道連接成路線，城鎮的外來客顯然與眾不同，他們是異域商人﹑學者﹑學生﹑工匠，以及游方的神秘主義信徒。 在這條道路上往來行走的旅行者，來自歐亞非三洲各種民族，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猶太人﹑突厥人﹑庫爾德人﹑柏柏爾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巴爾干人，他們擁入許多著名的伊斯蘭文化城市，如大馬士革﹑阿勒頗﹑耶路撒冷﹑呼羅珊﹑撒馬爾罕﹑亞歷山大，白圖泰時代最繁華的國際化城市是開羅。

伊斯蘭的國際主義體現在穆斯林社會“穩麥”之中，世界各民族團結在共同信仰之下，行為原則根基《古蘭經》和圣訓，例如老年人和學者受到敬重。白圖泰雖然年青，他走出家門時才21歲，但他是伊斯蘭法學專業的學者“爾林”，所到之處都受到尊重，甚至國王都向他咨詢法律知識，他也曾擔任過幾個城市的地方法官。在穆斯林世界形成網絡的通商路上和各地城鎮，常見穆斯林學者的身影，他們身穿白色大袍，纏頭，留胡須，是他們的外貌特質。 他們屬于穆斯林世界旅行者的一個特殊類型，多數不遠萬里訪學求師，尋找稀有的文獻和經典，訪問學友切磋學問，觀察和體驗不同地區的穆斯林文化，或者尋找就業機會展示他們的才華，許多人在就地娶妻生子安家落戶。因為穆斯林世界通行伊斯蘭法制“沙里亞’，而且共同使用阿拉伯文，這些游方學者之中確有真學實才者能在當地受到聘用，擔任阿拉伯文經典教師，清真寺伊瑪目，法制或外交咨詢顧問或擔任政府行政官員，如白圖泰。

 在十四世紀的穆斯林世界，有眾多的伊斯蘭學者奔走在各大城市之間，尤其邦國的首府。他們找機會同國王﹑政府官員或當地學術機構接近，設法推薦自己，展現自己的才華，有很多機會可以找到一份待遇優厚的工作。他們終究是外來的客人，對當地習俗不熟悉，不諳傳統淺規則，時常會得罪勢力集團或受到政治派系的排擠，所以他們短期的任職之后另尋高就是經常發生的事。

 伊斯蘭的國際化從那時開始，一直延續到今日，其間雖有政策的變異或不期而遇的政治風波，但伊斯蘭文明的本質保持穩定。任何學者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對當地的部落官僚和勢力集團可以不服從，抗拒依附，但必須以真主的法度為本職工作的神圣責任。 例如當代的大學者優素福·蓋拉達威博士，他本是埃及人，但他的研究中心設在海灣國家卡塔爾，而他所領導的世界穆斯林學者聯盟總部遠在歐洲愛爾蘭的都柏林，與他朝暮共處的合作伙伴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文化精英。伊斯蘭的國際化是從這些流動性極大的學者那里形成了伊斯蘭文明的穩固傳統，成為穆斯林全球一體化的內在力量，因為他們只忠誠于Dar Al-Islam“伊斯蘭的思想宮殿”，因此從亞洲到非洲，從歐洲到大洋洲，凡是存在穆斯林社會的地方，都屬于大同小異的伊斯蘭文化區。

 十四世紀的世界，文明最高峰的一個地方是如今是西班牙南部的安達盧西亞，那里到處都有學術中心，培養高水平的科學家和文化人。 這些學者來自歐亞非各地，學成后也向世界各地輸送或學成回國，他們到麥加去朝覲成為社會習俗，有固定的海上和陸路通道。歐洲各國都熟悉來自安達盧西亞的學者，成為歐洲宮廷和政府中的座上客。在大馬士革和開羅的爾林被尊稱為“西域學者”(Jazirat Al-maghrib)，而以撒馬爾罕和布哈里為學術中心的中亞地區，則在阿拉伯的“東土”。 在遼闊的穆斯林領土上，不論西方或東方，所有的學者都以伊斯蘭發源地阿拉伯為世界中心，圍繞著圣城麥加的真主天房克爾白。伊斯蘭研究和學術機構雖然多，但不存在標新立異的獨立性，只基于《古蘭經》與圣訓與伊斯蘭中心思想一脈相通。任何地方的伊斯蘭學者都以擁有那里高等學府的學業證書和文憑為最高權威的榮譽，如麥加﹑麥地那﹑開羅和大馬士革。

在伊斯蘭國際主義形成的一千四百多年來，思想和精神中心從來沒有動搖過，全世界的穆斯林的信仰和文化首都在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