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很多企業只有法律底線，沒有行業底線和道德底線。在我們經手過的商賬追收的案子中，最后能成功幫企業追回賬款的不到一半。”多年從事“商賬追收”業務的中貿友施信用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總經理李奎元在談到“商業信用”這一話題時，似乎有一肚子的話要往外倒。他的表情，在痛心疾首之中，還夾雜著幾許無奈。

400萬大單帶來一場噩夢

這家企業等來的不是400萬大單所帶來的滾滾利潤，而是一場到現在都沒醒來的噩夢。

李奎元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講述起一個他經手過的案子，感慨頗多。

“商賬追收”的委托方是一家生產麥芽糖的企業，這家企業此前和河北省邯鄲市的一家縣級生產啤酒的工廠合作，為其供應生產啤酒所需要的麥芽糖。“生產麥芽糖的企業在和啤酒廠合作之前，去當地考察過它的廠房，而且在合作的最初階段，啤酒廠每期都按時付款，第一期20萬、第二期30萬、第三期50萬，期期不落。所以，當啤酒廠第四次提出要其供應400萬的貨時，這家企業立即就同意了。”李奎元說。

不過，這家企業等來的不是400萬大單所帶來的滾滾利潤，而是一場到現在都沒醒來的噩夢。李奎元說，在這批400萬貨供應之后，這家之前“信用良好”的啤酒廠忽然沒了動靜，每次打電話過去催收賬款，得到的回答都是“目前資金緊張，沒有錢還。”再后來，索性就音信全無。

不久之后，兩個消息幾乎同時傳來：一是這家啤酒廠因資金問題倒閉了；二是這家啤酒廠的所有者的哥哥在當地注冊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做的還是啤酒生意。也直到此時，這家生產麥芽糖的企業如夢方醒―――它掉進了騙子精心挖的坑里，前面的那些20萬、30萬乃至50萬都是“誘餌”。

“這個案子太典型了，在中國，很多鄉鎮企業都會存在類似的信用問題。在買方市場的前提下，供貨方都急著把自己手里的貨給賣出去。如果收貨方在10萬、20萬乃至30萬的單上都表現得特別好，然后忽然和你要求了一項300萬的單并提出先拿貨，你可能就答應了。而對方一旦收到這批貨，你就再也別想要回這筆錢。因為對方要不就是出事了，要不就是人間蒸發了。”李奎元說。

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用，即商業信用，它主要是指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非現金交易，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賒銷。而李奎元所從事的商賬追收并非簡單的討債，它是一種綜合性的信用風險管理，其通過合法的追收流程和技巧，進行商賬追收服務，降低企業風險率和壞賬率，防范和規避企業由于使用賒銷方式帶來的信用風險。

李奎元介紹說，企業失信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欠款逾期不還。當然，逾期不還款的動機中，有的是善意的，比如因為自身資金周轉不到位，確實沒錢還；而有的是惡意的，比如故意的欺詐；但企業信用的體系是一個鏈條，如果鏈條中有一個環節是惡意的，整個鏈條都會受到影響。“上述那個麥芽糖企業的案例，就是故意欺詐，我們叫‘挖坑’，現實中這些案子還不是少數”。

截至2010年11月末，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全國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的應收賬款總額達到6.46萬億，同比增長22.4%，比上年增長了8.4個百分點。從工業企業數字來看，應收賬款總量和增長速度都是很高的。這說明，應收賬款的風險很高。科法斯企業信用管理調查結果顯示，有67.4%受訪企業曾于2010年遭遇國內買家拖欠付款，這一比例與2009年的72%相比，下跌了6.4%，但由于交易規模的擴大，被拖欠付款的絕對數額并未下降。

而據有關機構的調查，2009年，我國逾期賬款平均超過60天的企業占33%，較2008年同期增長了50個百分點。企業的壞賬率高達1%至2%，且呈逐年增長勢頭，而相比較下，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企業壞賬率通常為0.25%至0.5%。另外，我國商業誠信環境之差還體現在合同履約率低。據調查，目前我國每年簽訂約40億份合同中，履約率只有50%。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韓家平說，企業在國內進行交易的話，貨款回收通常需要90天左右。而在國外，平均回收期大概30天。這樣一來，國內一年只能周轉4次，不僅限制了交易的規模，加大了資金投入的成本，也加大了融資的難度。商務部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企業每年因信用缺失導致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高達6000億元，其中因產品質量低劣、制假售假、合同欺詐造成的各種損失達2000億元。

想了解一家企業的信用難于登天

“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這家國外的皮包公司竟然連續行騙九起才被揭穿，這在國外簡直是不敢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對未來付款表現缺乏信心。41.4%受訪企業預計拖欠貨款表現或需逾3年時間才有改善，并有33.3%預計情況將“永不會改善”。

談到他所經手的那些“追討”的案件，李奎元在憂心忡忡之余也顯得萬般無奈。他直言，在中國，之所以有這么多欺詐、造假、毀約的事件發生，根源就在于中國的信用體系極其不完善。“每年央視的3・15晚會對于一些企業會有威懾力者不假，但是說到系統性的信用體系建設，我國還差得遠。”

實際上，在當前的中國，企業失信的代價太低，而征信的成本又太高。李奎元戲稱，好多企業就是“滾刀肉”，多次惡意欠款，但什么也不怕，該做生意照做生意，而且還會有企業繼續上當。

而這類企業要是放在信用體系成熟的發達國家，根本就寸步難行，因為企業良好的誠信記錄一旦被破壞，該企業將難以生存，會被市場自動淘汰。

中安信誠保理公司副總經理宮釗曾在國外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他給《經濟參考報》記者舉了一個例子：根據《北美自由貿易法》，如果類似于沃爾瑪這樣的企業欠其三家供貨商貨款超過3個月，并且對每家的欠款達到5000美元或以上，那么這三家供貨商其中的任何一家供貨商可以在美國的證券交易所宣布沃爾瑪倒閉，并且這種倒閉是合法的。“這就表明，在美國這種信用體系完備的國家，其信用成本極其高，企業若不講信用，后果之嚴重是企業承擔不了的。”宮釗坦言。

“另外，不僅該企業不能經營下去了，企業法人代表的個人的行為也會受到影響，比如，他將被限制不能出境，不能開過于高檔的車，甚至連移動電話的品牌卡都只能用神州行而不能用全球通。在這種情況下，敢問，哪個企業敢輕易失信？”李奎元說。

“國內信息的開放和質量，安全和便利程度與發達國家差距很大。這直接推高了國內企業征信的成本。”韓家平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他指出，在國內，信用信息的收集和調查很難。想要了解一家企業的信用狀況，最有力的信息就是在銀行登記的信貸記錄、付款記錄、財產抵押情況、法院訴訟情況，而了解這些信息對于國內單個企業來說，簡直難于登天。

目前只有人民銀行建立了企業和個人的信貸登記系統。所有在銀行有信貸記錄的企業個人的還款情況是有登記的，其他企業和個人就沒法查到。而且這個系統只對銀行自己開放。

另外，即使是最基本的企業在工商登記時注冊的信息，也不是能夠免費拿到的。據韓家平介紹，因為現在這些工商登記信息還沒有實現全國聯網，所以需要分省市去查詢。而國內大約有占全部三分之二比例的省份查詢需要收費，且查詢一次就要收取少則幾十元、多則幾百元不等的費用。這筆費用對于需要查詢多家交易方信息記錄的企業來說，是一筆非常大的成本。

因此，一般來說，若企業之間進行交易而要做信用調查的話，一般會選擇一些渠道親自去了解，或者通過同行之間的交流或第三方的信用調查機構比如征信公司等去搜集信息。

“不過，即使征信公司相對于企業信息稍微多一些，也很難拿到企業過往全部的交易記錄，因為國內不僅信息開放程度不高，而且信息質量也不高。”韓家平直言。而國外在信息共享和交流方面就比較規范。以美國為例，企業一般的注冊信息和經營記錄在美國國內外都能查到，其完整的付款記錄方面也能夠收集到。而國內的信用調查機構出具的信用報告基本沒這些內容，而只是一些打過交道的上下游企業得出的定性結論。此外，像財產抵押之類的信息，由于房地產、汽車和一般設備都在不同系統登記，全國也不聯網，因此在國內也很難查到。征信公司獲得法院訴訟記錄、銀行往來信息記錄、財務報表等活動的渠道也非常有限。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2007年有一家加拿大的皮包公司來中國不同省市行騙，當這家公司的罪行敗露之時，已經有九家國內的外貿公司被詐騙。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這家國外的皮包公司竟然連續行騙九起才被揭穿，這在國外簡直是不敢想象的。”韓家平說，國外征信系統的健全，會將這家皮包公司的全部信息完整記錄在案。這家加拿大的公司就是因為深諳中國市場的情況，所以才會肆無忌憚。

與此同時，很多企業尤其是一些小企業自身平時對信用管理的意識不高，造成被侵害時不能夠很好低保護自己，白白釀成損失。

據李奎元介紹，其所在公司接受的商賬追收案子中大約有75%賬齡都到達了兩年以上，按照我國法律規定，民事案件存在一個兩年的訴訟時效，若過了兩年而又沒有更新的證據提供，法院將不受理這個案件。即使因為有更新的證據提供而進入訴訟程序，很多企業又因為時間太長而且內部管理混亂而丟失了很多寶貴的證據，這也難以成功追收到賬款。

他向記者又講述了中貿友施曾接手的另一個案例：江蘇某公司委托其催收債務人北京一家建筑工程公司所欠的30余萬元。而雙方除了各自的賬面欠款數字記錄外，沒有簽定、履行過任何書面認可的證據，并且時間已經相當的久遠。此外，對方原來的負責人和知情聯系人、經手人已經全部退休或離職，北京公司已經完全不予認可欠款，這使得催收賬款陷入了完全的困境，江蘇公司在經過長達7年時間催收之后依然未果……

“小企業在企業自身的防范，包括合同管理，交易憑證記錄的保存等內部管理方面的做法還有待提高。在應收賬款方面，目前企業缺乏系統性管理。很多時候在對方出現拖欠以后才開始關注，可能為時已晚。”韓家平提醒說。

商務部正在籌建保理行業協會

宮釗認為，保理業的發展可以成為國內信用服務體系建設的一個突破口。他還透露，商務部等有關部委目前正在籌建保理行業協會。

科法斯企業信用管理調查結果還顯示，近年中國各行各業愈來愈重視信用風險管理，其中有85.4%受訪企業表示曾在2010年實行相關措施以管理信用風險。在采用第三方信用管理工具的受訪企業中，有42 .3%的企業表示曾于2010年采用信用保險，比2009年(32.3%)增長31%。其他信用風險管理工具包括：信用報告及額度建議58 .5%，商賬追收27 .9%，應收賬款融資11 .7%，外包發票管理1.6%，其他2.5%。

不過，僅靠企業自身對風險的管理是遠遠不夠的，整個社會需要建立起一套更完善的信用平臺才能降低信用成本。在信用體系匱乏的現狀下，《征信管理條例》于年內出臺的呼聲越來越高，央行副行長杜金富在2011年央行征信工作會議上更是對此事予以了肯定說法，表示將盡快出臺該條例，積極做好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國為中小企業和個人提供貸款咨詢、貸款交易和相關信息服務的在線貸款服務提供商易貸中國認為，《征信管理條例》何時出臺，將標志著我國信用體系建設將告別無法可依的時代。

“不過《征信管理條例》對于信息的公開和共享未必能規定的那么細致，而這恰恰非常重要。”韓家平說。他指出，要推動企業之間尤其是同行業企業的信用記錄的交換和共享。比如銀行體系的信息共享機制，效果就很好，有效地防范了信貸風險。而目前，企業之間的這個交換機制尚未建立起來。他建議，可依托于行業組織、信用服務機構等建立企業間信息交換機制。不過由于我國企業數量龐大，政府應該給一定的財政支持。可考慮先做局部，再形成網絡。

發展信用服務業不僅能防范企業交易風險、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擴大交易規模，還能不斷提升信用經濟比重，切實保障市場經濟規范健康發展。可以說，信用服務業的發展狀況和成熟度直接反映了一個國家和地區信用經濟的發展水平和信用體系的完善程度。

以國內的信用保理行業為例，宮釗介紹說，國內保理行業從2006年起步，與國外已經發展了50多年的保理業相比，還處于幼稚初級的階段。目前國內保理公司約有25家，其中超過一半是外資公司，而且絕大多數保理公司只做國際貿易保理業務，真正做內貿保理的只有1-2家，而國際上保理公司內貿保理業務的比重可以達到70%-80%。

“目前國內的保理行業還沒有行業規范，配套的法律體系也不健全。”宮釗認為，保理業的發展可以成為國內信用服務體系建設的一個突破口。他還透露，商務部等有關部委目前正在籌建保理行業協會。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商務部市場秩序司獲悉，商務部還將研究制訂與商業信用相關的信用服務業發展的制度和措施，培育市場需求，規范行業發展，推動建立門類齊全、運作規范、專業化水平高的信用服務業。同時，還在研究制訂商圈融資信用服務平臺建設相關政策。據介紹，商圈融資信用服務平臺是由商圈管理機構牽頭，依托有基礎的單位或機構，搭建的以區域性信用信息交換共享數據庫為核心，提供融資支持、信息查詢、信用評價、信用管理咨詢及培訓等服務，推廣使用企業信用報告和其他信用產品的平臺。

“信用服務機構應該得到扶持和鼓勵。他們目前沒有‘原材料’，‘產品’質量不理想，所以需求也受到影響。處于供需兩缺的狀態，沒有形成良性循環。”韓家平強調。他指出，盡管目前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是落實不是很好。征信機構要獲得行政處罰記錄和財產抵押等政府信息很困難，要付出過高成本，這會影響征信的質量。信息流通才能有效降低風險，因此政府信息應該有序規范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