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的來歷

戈爾迪是古希臘傳說中小亞細亞的一個國王，他在自己以前用過的一輛戰車的車軛和車轅之間用山茱萸繩打了一個分辨不出頭尾的復雜繩結，把它放在宙斯的神廟里，并留有預言說：誰能解開這個繩結，誰就能成為亞細亞之王。幾百年，無數智者和能工巧匠都無法將繩結解開，這就是“戈爾迪之結”或稱“戈爾迪死結”。

直至公元前334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三世（即后來的亞歷山大大帝）遠征波斯時途經此地，去看神秘之結。他見到了車和繩，但見不到繩頭和繩尾，明白以正常手段解不開此結，手起劍落，結斷為兩半，戈爾迪之結因此宣告解開。

亞歷山大大帝自認為“解開”了“戈爾迪之結”，他確實也征服了當時希臘人觀念中已知的大部分世界，仿佛應驗了戈爾迪的預言。其實不然。他死后不久，馬其頓帝國分崩離析，中東地區又回到邦國林立、戰火紛飛的時代。也許，他快刀斬亂麻的解法非打結之人所愿。

兩千多年過去了，中東地區歷經羅馬帝國和波斯帝國的統治、伊斯蘭教的創立和阿拉伯帝國的勃興、歷次十字軍東征和阿拉伯人的反抗、蒙古人的征服，直到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英法殖民者的進入、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回歸等等，真是“城頭變幻大王旗”。

進入20世紀后，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沖擊下，現有的中東格局逐漸形成。一戰結束后，奧斯曼帝國崩潰，以英法為主的西方協約國把中東地區瓜分大半，強占了很多殖民地和保護國?，F今中東地區很多像切豆腐一樣筆直的國境線就是他們的杰作。二戰結束后，非殖民化運動興起，中東各伊斯蘭國家相繼獨立，猶太復國主義者經過幾十年努力，建立了以色列國。

數千年來積累下的各種矛盾，仿佛“戈爾迪之結”在沒耐心、沒經驗的解結人手中越纏越深，越扯越亂，中東各國的統治者深受其擾，人民不得安寧。從去年年末延燒至今的中東動亂之火，只不過就是這個“戈爾迪之結”在當下的表現形式而已。

要理清“戈爾迪之結”的脈絡不妨參考《世界歷史文庫》。與此相關的有小阿瑟·戈爾德施密特（ArthurGoldschmidtJr.）和勞倫斯·戴維森（LawrenceDavidson）的《中東史》、詹姆斯·溫布蘭特（JamesWynbrandt）的《沙特阿拉伯史》、羅納德·布魯斯·圣約翰（RonaldBruceSt.John）的《利比亞史》、埃爾頓·丹尼爾（EltonL.Daniel）的《伊朗史》、沙伊斯塔·瓦哈卜（ShaistaWahab）和巴里·揚格曼（BarryYoungerman）的《阿富汗史》和伊夫提哈爾·H·馬里克（IftikharH.Malik）的《巴基斯坦史》，雖然地理意義上巴基斯坦是南亞國家，但作為伊斯蘭世界的重要大國，和中東地區的聯系也很密切。

我試著用這些史書，輔之以塞繆爾·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的名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望能窺探中東“戈爾迪之結”的端倪。不過，《世界歷史文庫》至今尚未出齊，《伊拉克史》、《敘利亞史》、《埃及史》等重量級著作尚未得見，只暫就上述著作稍加歸納，即得出三組纏繞在一起的合法性難題。
文中將要提到的中東伊斯蘭世界以伊斯蘭文明為紐帶，采取最廣義的界定，不僅有西亞諸國和埃及，也包含北非馬格里布諸國——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亞和毛里塔尼亞，加上蘇丹和索馬里。比小阿瑟·戈爾德施密特和勞倫斯·戴維森在《中東史》所界定的范圍要略大些。

蜜糖or炮彈

所謂合法性，在政治學中通常用來指政府與法律的權威為民眾所認可的程度。中國人由于經歷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所以對統治者的合法性問題思考似乎不多，好像國家、政府是天經地義，百姓被統治是與生俱來。其實，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一個制度的合法性取決于它是否獲得被統治者們的普遍認同。

中東地區從兩河流域早期蘇美爾文明算起，雖然已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但目前的格局也不過是近百年風云變幻的產物。對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世俗統治者來說，他們如果想要取得執政的合法性，無非兩條路：第一是發展經濟，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二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和建國事業，反抗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東地區事務的干涉。

當下，兩者卻難以兼得。因為要發展經濟，就要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搞好關系，努力融入到全球化的世界貿易體系中，吸引外國的資金與技術，加速本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而美國又是以色列最大的后臺老板，以色列通過歷次中東戰爭，對今天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要反抗美國，就很難和它做生意了。況且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矛盾其來有自，從十字軍東征就開始了，不僅僅是巴以問題。

是跟著老美吃蜜糖，還是發射飛毛腿和老美干架，此二者合法性來源很難兼容，大家只得各取所需。沙特阿拉伯國王（1990年海灣戰爭后）卡塔爾埃米爾、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突尼斯前總統本·阿里等取前者；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歷屆最高領袖和總統（1979年后）、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前）、敘利亞的兩位阿薩德總統等取后者。當然，有些國家在交好美國的同時也會對巴勒斯坦人民提供道義和經濟上的幫助，但是能公開和美國叫板的就上面幾位。

歷史上也曾有人試圖把二者結合起來，但最終都沒完全成功。

第一位是埃及前總統納賽爾。他1952年推翻親西方的法魯克王朝，1956年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埃及國有，由此導致英、法、以三國聯軍的入侵（即第二次中東戰爭、蘇伊士運河戰爭），他領導埃及軍隊奮起抵抗，雖因力量懸殊，讓聯軍占據上風，但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英、法、以三國最后不得不撤軍，埃及取得最終勝利。納賽爾由此一戰成名，成為在阿拉伯世界廣受愛戴的民族英雄和精神領袖。運河的收回和國有化的推進，使埃及經濟度過了一段黃金時期。但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埃及慘敗給以色列，極大地損傷了納賽爾的威望和身體，三年后，他52歲時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壯志未酬。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和敘利亞前總統哈菲茲·阿薩德就是他的鐵桿粉絲。

第二位是沙特阿拉伯前國王費薩爾。蘇伊士運河戰爭時，盡管沙特阿拉伯同埃及之間長期存在矛盾，但當時的王儲費薩爾兼任首相，召開內閣會議，仍向埃及提供大量的無償援助，讓埃及支撐到最終的勝利，這為他在阿拉伯世界贏得了巨大聲望。1970年納賽爾去世后，費薩爾成了阿拉伯世界新的領袖。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他主導下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對偏袒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國際市場石油價格飆升，這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機”。從此沙特阿拉伯的外匯收入激增，人民生活水平突飛猛進，一舉邁入富國行列。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揮金如土的阿拉伯王子形象也就是從那時逐漸產生的。1975年，他被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侄子刺殺。他的繼任者（即他的弟弟們）也繼續以石油為武器和西方國家斗爭，直到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感到自身受到威脅，才不得不倒向美國。費薩爾國王一心追求的合法性授權最終還是被放棄了。

這兩位作古之后，再沒人能將上述兩個合法性統一。納賽爾的繼任者、埃及總統薩達特一旦和以色列媾和，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后立馬遇刺，由此可見兩者的統一是多么困難？卡扎菲為了改善利比亞的經濟，在2003年也不得不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研制，轉而與西方國家合作，換取他們解除對利比亞的經濟制裁。

這次突尼斯和埃及兩國，就是統治者沒有處理好上面的一對合法性難題造成了動亂。這兩國都和美國關系良好，所以要獲得統治的合法性，只有改善人民生活一條路。突尼斯雖然也一貫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組織總部有好幾年就在突尼斯城，但是自身的民生問題沒處理好，“小販一炬，可憐阿里”！而埃及的問題更嚴重，不僅民生多艱，還配合以色列封鎖加沙地帶，面臨合法性的雙重喪失，所以一旦動亂肇始，當年的空軍英雄穆巴拉克只支撐了18天，就掛冠而去。

部落PK民族國家PK伊斯蘭文明

第一組合法性難題講的是各個伊斯蘭國家世俗統治者的兩難，但在中東伊斯蘭世界，民族國家本身的合法性都是成問題的。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引述別人的觀點指出，穆斯林要么忠誠于部落（家族、部族），要么忠誠于“文化、宗教和帝國的統一體”，介于兩者之間的對民族國家的忠誠反而是缺失的。其實只要看看現在中東的伊斯蘭國家是怎么來的就清楚了。

有些直接就是從部落政權演變而來，比如科威特、巴林、卡塔爾和組成阿聯酋的七個酋長國，所以他們的統治者不稱國王，而稱埃米爾。（巴林2002年起改稱國王。）埃米爾就是部落統治者的一項貴族稱號，也可譯為親王、大公、酋長，但不是國王。

有些是一個大部落在其有能力酋長的領導下，不斷吞并周圍的小部落而成。比如沙特阿拉伯王國就是內志埃米爾伊本·沙特經過幾十年的苦心經營才擁有今天的領土。所以早先也稱埃米爾，做大以后才能稱國王。

有些是西方殖民者劃地圖、切豆腐形成的，是部落的大拼盤，最典型的就是目前鬧得最兇的利比亞。利比亞成為一個統一國家，是從1951年開始的，是聯合國在處置前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在北非的殖民地過程中形成的。這樣產生的國家，其內部必然是不穩定的。因此伊德里斯王朝只存在了18年就被卡扎菲上尉推翻。也正是卡扎菲這樣的強人，才能使大家在一個國家內湊合過了40多年。目前正在進行的利比亞內戰，說穿了就是不同部落之間的爭斗。

由于中國除了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大部分地區的部落社會都解體幾千年了，很多人對此難以理解，總是想把這場內戰的內涵往意識形態上靠，越想越迷糊。其實多想想，也就豁然開朗了。部落是在家族之上有血緣關系的人的集團，阿拉伯國家不像中國早就確立了郡縣制，由通過考試選拔出來的公務員來管理地方。他們對基層的管理，主要還是通過部落的長老和家族的族長進行的，與統治者血緣的親疏遠近，直接決定其分配到的利益多寡。雖然目前有的國家也有些現代行政管理成分，但要想徹底改變，還要很長時間。

利比亞又是部落勢力很強的國家，它本來就是由的黎波里塔尼亞、昔蘭尼加和費贊三大地區，100多個部落組成的國家。卡扎菲在40多年的統治中，特別是在2003年與西方國家和解后，把大量的石油外匯收入用來照顧自己的部落和友盟部落，這些部落主要位于的黎波里塔尼亞。

以班加西為中心的昔蘭尼加各部落心理不平衡是很正常的，所以趁著周邊的突尼斯、埃及大亂，起來造卡扎菲的反。但即使在北約聯軍空襲的幫助下，他們也無法攻入的黎波里，也是這個原因。因為卡扎菲的部落及其友盟也清楚，一旦昔蘭尼加諸部落得手，他們在利比亞將永無出頭之日，當然要拼命抵抗。雙方誰都沒法把對方吃掉。最近有關利比亞問題的卡塔爾會議召開了，這標志著利比亞危機向長期化演變。最終要么是蘇丹模式，和平分手；要么是索馬里模式，群龍無首，天下大亂；要么再出一個卡扎菲第二，才能江山底定。

中東伊斯蘭世界，除了土耳其和伊朗可以算是民族國家，分別以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為主體，這兩個國家是中東伊斯蘭世界僅有的實現了政府有序更替的國家。廣大的阿拉伯國家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同一個阿拉伯民族居住在20多個主權國家，并且在大部分國家是主體民族，這在全世界也僅此一例。

由于使用的國家太多，阿拉伯語也是聯合國的六種工作語言之一。現有的阿拉伯各主權國家的合法性在阿拉伯世界看來也是不穩定的，因此很多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都曾夢想做統一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從納賽爾到他的鐵桿粉絲卡扎菲、阿薩德，再到薩達姆等。并且也有過短暫的實驗。埃及和敘利亞就曾合并組成過曇花一現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而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一方面就是這種泛阿拉伯思想支配下的產物，另一方面也說明薩達姆對主權國家合法性的理解還是承襲了阿拉伯世界的一貫傳統，對二戰后通過《聯合國憲章》確立的現代主權國家的國際法地位認識不清，認為科威特還是二戰前那樣可以隨意吞并的部落式的埃米爾國。

因此，在廣大阿拉伯民眾心目中，自己的部落（家族、部族）是要絕對效忠的，此外，對阿拉伯民族，對伊斯蘭教，是絕對忠誠的，至于兩者之間的民族國家，其合法性本來就是模糊的，而且一直是在不斷演變的，要不要效忠很難講。（相反，宏觀層面的阿拉伯民族和伊斯蘭教，微觀層面的部落，其構成都是基本穩定的。）這組合法性難題也就是這次利比亞內戰的根源。

遜尼和什葉的難題

穆斯林對伊斯蘭教的信仰是確定不移的，但伊斯蘭教本身也是有宗派的，這就又產生了新的合法性難題。

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圍繞他的繼承人問題，伊斯蘭教社團（“烏瑪”）內部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一派主張推舉哈里發（即繼承人的意思），一派主張哈里發由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及其后嗣繼承。前者后來被稱為“遜尼派”，即正統的意思；后者被稱為“阿里什葉”，即阿里的追隨者的意思，后來簡稱為“什葉派”。起初三任哈里發都是推舉產生的，因為都是一直追隨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團元老，矛盾還沒激化。阿里繼任第四任哈里發后，被反對派刺殺身亡，其子哈桑和侯賽因不久也相繼遇害，積累的矛盾一下子爆發了。敘利亞總督穆阿維葉使用種種手段獲得了哈里發的頭銜，建立了阿拉伯帝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伍麥葉王朝（又作倭馬亞王朝），什葉派對此不予承認。

由于遜尼派的觀點符合伍麥葉王朝的利益，遜尼派成為正統，而什葉派則一直受到壓制。直到忽必烈大帝的胞弟旭烈兀大汗在1258年攻陷巴格達，征服了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因為中東地區大亂，這種壓制才得到緩解。

因為這兩大教派互不承認對方的合法性，他們在不同的國家掌權，產生了激烈的沖突。在當代伊斯蘭世界，遜尼派的人口大約占85%，什葉派大約占15%。什葉派雖然人數少，但在教派斗爭中卻能以小搏大、不落下風。
第一，遜尼派的人數雖多，但很多是中東地區以外的信徒，比如東南亞，對中東地區這樣的伊斯蘭核心區作用不大。

第二，什葉派有一個核心國家——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其最高領袖霍梅尼和哈梅內伊對什葉派的權威無異于梵蒂岡教皇對于天主教的權威，而遜尼派沒有這樣的核心國家。沙特阿拉伯王國雖然擁有兩圣地（麥加、麥地那），但其在遜尼派的影響力遠不如伊朗在什葉派的影響力。

第三，什葉派有嚴格的宗教學者等級制度，而且規定每位信徒都要追隨一名學者，遜尼派沒有這樣的等級制度和規定，所以什葉派凝聚力要比遜尼派強。

第四，什葉派宗教稅率（即“天課”）比遜尼派高一倍，教團經濟實力雄厚。

在這次中東動亂中，巴林王國主要就是這樣的教派沖突。人口占少數的遜尼派統治階層和人口占多數長期受壓制的什葉派平民群眾發生沖突。伊朗支持巴林王國的什葉派民眾游行示威，遜尼派王室沒有辦法，只得在美國的默許下請求沙特阿拉伯出兵協助清場。這讓美國在中東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和投機性格暴露無遺，十分尷尬。伊朗的“圍魏救趙”之策取得空前成功，極大緩解了自身因伊核問題帶來的壓力。

當然，兩大教派的分歧自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就開始了，一時半會也難以化解。在各自的信徒中都有著至高的合法性，但在對方信徒中，卻往往受到非難。這一“戈爾迪之結”真的很難解，誰主沉浮，一時很難明了！

中國人的妙解

中國早在先知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后不久就和伊斯蘭世界有了交往，主要是貿易往來。彼時兩大文明的相互印象都很好。《古蘭經》里提到，“追求知識，哪怕遠在中國”。而在唐人小說里，波斯人往往是巨富的象征。新興的伊斯蘭教也在中國傳播，最終一部分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信仰伊斯蘭教民族的后裔與皈依伊斯蘭教的漢人相融合，形成了現在的回回民族。在揚州、泉州等地，仍留有始建于宋代的清真寺和穆斯林墓地，這是兩大文明交往的最好見證。

唐帝國和阿拉伯帝國的勃興也不免會產生一些碰撞，特別是在兩大文明交匯的中亞地區，公元751年爆發的怛羅斯之戰是兩大文明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激烈沖突，最終唐朝軍隊戰敗，退出了中亞的爭奪。這一戰影響深遠，阿拉伯軍隊俘虜的唐軍中的造紙工匠，直接導致造紙術傳入中東，再經由伊斯蘭世界傳入歐洲，極大地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積累與傳播。從此至今1200多年，兩大文明相安無事，基本上沒紅過臉。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政府一貫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業，對此中東各國也看在眼里。那時我國的經濟尚不發達，大慶油田發現后的30多年石油基本自給，和中東地區的貿易往來也比較少，進口的多是“伊拉克蜜棗”一類的農產品，對此很多人至今記憶猶新。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不斷加速，對“工業血液”石油的需求與日俱增，而中東地區是全球石油的最主要產地，由此中國與中東的關系也日益緊密。1993年，中國變為石油凈進口國，到2010年，原油進口量占了中國總消費量的55%，大部分來自中東。

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世俗統治者要想同時滿足第一組兩大合法性很難，那是在西方文明主宰世界，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美國一超獨霸的情況下。現在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給伊斯蘭世界一個解開“戈爾迪之結”的絕佳機會。

以伊朗為例，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后，不久爆發了美國使館人質事件，隨即美伊斷交，美國對伊朗實施制裁，尤其在伊核危機后制裁逐步加碼，不僅制裁與伊朗有往來的美國公司，而且也單方面制裁與伊朗有經濟往來的第三國公司（主要通過制裁這些公司在美投資設立的子公司進行）。美國企業完全撤離，歐盟企業也大受影響。

伊朗的經濟要維持下去，一是通過周邊國家的轉口貿易，二是中、俄等國彌補了西方國家的缺口。在這種情況下，伊朗的經濟尚能交出不錯的成績單，中國在其中折沖尊俎，也獲得了充分的回報，成為伊朗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雙方的經濟互通有無，老百姓得了實惠，而且不需要冒著介入巴以沖突的風險。

隨著這次中東大變局的深入演化，美國的兩面手法和雙重標準大家都看在眼里心里。很多本來親美的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統治者不免心存疑惑：自己一旦對美國沒有了利用價值，將來是不是也會被棄之不顧，甚至反攻倒算。

我們在和伊斯蘭世界打交道的時候，不僅要談生意場上的話，甲方乙方的，還要了解對方的歷史，尊重對方的風俗習慣。當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能夠攜手復興的時候，也就是呼喚已久的國際新秩序真正建立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