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所主辦的“古代和中古伊朗的歷史文化及中伊交往研討會”，于2005年6月28日在南京大學召開，會議得到了伊朗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大力支持與協助。參加會議的有伊朗駐上海總領事瓦希德·法爾芒德（vahid farmand）先生、伊朗德黑蘭沙希德·貝赫希提（shahid beheshti）大學教授阿卜拉哈希姆·伊斯瑪儀普爾（abolqasem esmailpour）教授，及其它伊朗學者侯賽尼博士與普爾梅格達德（pourmeghdad）博士。中方與會者主要有：北京大學的葉奕良教授、王一丹博士、黨寶海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的程彤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暨南大學以及舉辦方南京大學的師生。會議由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所主任劉迎勝教授主持，瓦希德·法爾芒德總領事先生作開場致詞，預祝研討會舉辦成功。侯賽尼博士介紹了組織此次會議的目的，劉迎勝教授介紹南京大學關于中國和伊朗文化交流的研究狀況。

南京大學劉迎勝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波斯語在中國——13至16世紀”的報告。報告以幻燈片投影伴隨解說的形式進行。他首先提出古代亞洲的“族際交際語”（lingua franca）的概念，指出中國蒙元時期以波斯語為最重要的外交語言，用以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交往；在此基礎他提出直至明初波斯語依然是中國交通外邦最重要的外交語言，并舉出具體例證：如見于《永樂大典》記載的明初派使團出使埃及的資料中稱尼羅河為“盧地尼勒”，乃是一個波斯語詞匯。他進而提出，鄭和下西洋的艦隊外交語言也是波斯語，顯著的例子是今天保存在斯里蘭卡科倫坡國立博物館的用漢、波斯及泰朱爾三種文字刻寫的石碑，另外跟隨鄭和的回回通事（元代的回族翻譯官）所操語言亦為波斯語。明朝多次派往中亞的使團也使用波斯語，最顯著的例子是“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這份國書的中文簡本見于《明史·哈烈傳》，系由明成祖朝都指揮使白阿兒忻臺（Bai arkintay）出使帖木兒汗國時所攜。

其波斯文全譯本見于帖木爾朝史家哈肥子·阿卜魯的著作《歷史精華》。這份波斯文本國書含有許多用波斯語音譯的漢語詞匯，應系中國境內的波斯語通事譯成，具有漢文化背景；由此劉迎勝提到明朝政府在15世紀建立的負責翻譯波斯語文的機構和學校——回回館。回回館始建于南京后遷往北京，到18世紀中葉大約存在了約340年之久。回回館培養波斯語翻譯人才。根據回回館的資料記載，其涵蓋的地域是中亞和西亞和東南亞。中國用波斯語與東南亞諸國交往下迄于葡萄牙人初來遠東之時，即16世紀中葉，劉迎勝教授的報告還提到，在元代回回人就開始進入雙語時期，元末明初之際，使用波斯語的中國回族開始越來越多地使用漢語詞匯，到明中葉，由于禁胡服、胡語的政策等原因，大多數回族的口語已變成漢語，于是一種用阿拉伯字母拼寫漢語并含有許多波斯語詞匯的文字被創造出來，這種文字被稱為“小經”，此種文字今天仍然為回族所使用，但已瀕臨滅亡。劉迎勝教授的報告獲得與會者的極高評價。南京大學的華濤教授和北京大學的黨保海博士分別作了補充發言，提出波斯語作為當時中國最重要之外交通用語的地域差異問題。

伊朗學者普爾梅格達德博士用中文作題為“蒙元時期中伊文化交流簡史”的報告，簡明而系統地論述了元朝時期中伊雙方在政治、經濟和科技三個方面的相互影響和促進。報告最后他還對中國傳至的“細密畫”（即工筆畫）作了簡要介紹，侯賽尼博士、程彤博士和阿卜拉哈稀姆？伊斯馬義普爾教授分別作了補充。

研討會期間，南京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劉迎勝教授還作了題為“中唐以前的中伊文化交流”的報告。其發言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簡要概述先秦時代的中伊交往：第二部分重點講述中伊的首次直接接觸，分別介紹月支和烏孫移居中亞及塞種部落分布、塔里木盆地西南緣的持伊朗語的居民、張騫通西域、大宛與“天馬”、甘英使安息等等；第三部分介紹粟特人及其在中國的定居情況，如昭武九姓五國、六胡州和中國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等問題；第四部分著重論述薩珊王朝與唐朝的關系，評價了美國著名東方學家勞費爾的《中國伊朗篇》及哈佛大學教授弗賴對中國對于古伊朗文明史的貢獻（特別是在植物栽培方面）以及中伊交流的研究。

另外依次提到第一突厥汗國在中亞的統治、唐朝勢力在中亞、唐朝在華粟特的身份，如商人、樂人、仆從、駝夫及軍Ren（如安祿山），以及敦煌及其歷史、新疆的和田人等等。他還著重論及面臨大食勢力的擴張時，中伊兩國的應對及其相互關系，特別是波斯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逼、東奔向唐尋求庇護，從而唐王朝在中亞的統治開始面臨大食勢力的直接威脅，雙方逐漸開始在中亞的爭奪。公元751年，唐將高仙芝領兵攻石國、大食發兵救援，兩軍大戰于怛邏斯，唐軍敗績。劉迎勝教授簡明扼要的講演引起與會者的極大關注。此后北京大學的葉奕良教授和王一丹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的程彤博士、南京大學的華濤教授依次就此問題各抒己見，發表了精彩的即席發言。

中國與古波斯（包括伊朗、阿富汗、中亞等地）的關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關系之一，歷史上曾經有過密切的交往。這種交往給相互的文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整個秦漢時期，溝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興起，古波斯作為東西交匯點與東方的貿易和人員往來就很頻繁。公元97年班超的副使甘英曾到達波斯灣。148年安息王子安世高到洛陽，翻譯佛經。后來，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景教和摩尼教（后稱明教）也傳入中國。薩珊王朝時，波斯多次遣使北魏。唐宋時兩國的交往達到鼎盛，唐朝的長安、泉州、廣州和揚州等地居住著大量波斯人。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曾到霍爾木茲。中國絲綢、銅器、漆器、貨幣等大量流入伊朗。同時，波斯人也給中國帶來了菠菜、葡萄、苜蓿、胡桃、胡蘿卜等物種，并將其音樂（如琵琶）、舞蹈、建筑藝術等傳入中國，對豐富中國歷史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二千多年的歷史無不承載著時代的痕跡和友好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