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世紀》周刊2011年第25期，作者：吳澧，原題：《中美間一段艱難友誼》

    四十年來辨是非，紅歌起處看宮闈。博士和總理的艱難友誼，也是中美關系的寫照

    今年5月，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出版新書《論中國》（On China），厚厚六百頁，總結中美外交關系的經驗教訓。

    基辛格從古代中國和華夏傳統文化談起。他特別強調，《孫子兵法》和圍棋中的“勢”之概念，是理解中國外交風格的關鍵。這一部分是開導美國人的；中國人最感興趣的，當是博士自1971年訪華后，四十年來與四代中國領導人的交往，諸如他與鄧小平商談某一棘手問題時，鄧公親手旋下麥克風以示絕密的那類情節。其中最動人的，則是博士與周恩來總理的友誼。

    這一友誼從來沒有公開表達過，至少周總理從未向基辛格當面表達過。據說，總理很欣賞與基辛格的對話，覺得棋逢對手，兩人談到深更半夜而毫無倦色。基辛格從別人那里了解到總理視他為朋友，他們多次向博士談起：你的朋友周恩來曾經如此說道基辛格說：我將此視為一種榮譽。

    基辛格對周總理還不單是友誼，而是衷心敬佩。四十年來，博士一貫認為，以其閱人之多，從未見過如周恩來之絕頂聰明又絕頂優雅。這是中美兩國的幸運。尼克松曾說：亨利的大缺點是臉皮太薄。畢竟，進入政府前，基辛格是哈佛教授，本為學界中人，未必習慣政客的尖銳。基辛格在書中說，他初見鄧小平，很不習慣后者的直來直去。他開始欣賞鄧公的遠見和改革毅力，那是后來的事。如果基辛格一進中國——正處于“文革”漩渦的中國——遇上的不是溫文爾雅的周總理，而是高唱紅歌的極左派，他能談到什么程度，只怕要打個很大的問號。

    基辛格在書中說，他只見過一次周總理發火。那是1973年11月，在人民大會堂的宴席上。基辛格隨口說道：中國本質上似乎仍在孔夫子時代，相信存在惟一真理，而且個人行為應符合這一真理，只是現在這一真理是馬克思主義而非孔孟之道。周總理生氣了，嚴厲告訴博士：孔孟之道是階級壓迫的理論，而馬克思主義是人民解放的學說。總理如此講了好一陣子。美國人知道中國當時在搞“批林批孔”，但他們不知道極左派還在后面加了個“批周公”。基辛格現在回想起來，總理其實是講給身邊兩個女翻譯聽——她們與紅歌吹鼓手江青保持著密切聯系。

    這之后，周恩來就從中美關系中消失了。中方官員再也不提他的名字，也不回答基辛格關于總理的任何詢問。基辛格至今不清楚中國當時的高層內部斗爭，但從書中敘述里，讀者仍可窺見周恩來的難處。中國當時面臨蘇聯核打擊的危險。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建議中美聯手，從日本經中國到巴基斯坦，再經伊朗、土耳其到歐洲，全面堵截蘇聯的擴張。但毛澤東只是畫個戰略圖景，具體執行要靠周恩來。美國當時深陷越南戰爭，而他們卷入戰爭的理由，就是防止中國在東南亞“擴張”。戰略合作之前，兩國先要討論越南問題。總理告訴博士：中國援助越南，并不是出于意識形態或國家利益，而是還歷史的“欠債”。從外交上講，這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回答。既然中國的援助是為了償還歷史上長期占領越南的“欠債”，中國自然不會再次擴張到越南，但也不會輕易中止援助。總理以一種不必直接對詰的方式，回答了美國的疑慮。這樣的智力與客氣，正是基辛格最欣賞之處。

    基辛格博士最后一次見到周恩來，是在1974年12月，他攜帶家人訪問中國。周恩來在醫院會見了他。會見僅僅持續二十分鐘。周恩來沒有談政治，也沒有談外交，說是醫生不允許。基辛格在書中緊接著寫了一段話。他說，在美國人和周總理的交往中，從未發現他對毛澤東有丁點偏離之處，他永遠是那么忠誠。博士認為，總理確實對美國人很禮貌很友好，但這是為了便于執行毛澤東的戰略。博士不認為總理的友好是對美國人的讓步。

    讀者或許要奇怪，基辛格為什么要寫這么一段站在“革命立場”為周恩來辯護的話？是因為紅歌又唱起來了？《論中國》出版后，他在媒體采訪中提起過這件事。

    四十年來辨是非，紅歌起處看宮闈。博士和總理的艱難友誼，也是中美關系的寫照。曲曲折折，好事多磨，但終究要進展到中國人具有接納美國人的文明風度，而美國人也能夠理解中國人的革命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