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忠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三年多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和人格魅力，卻一直縈繞、駐留在我們這些有幸師從于他的后學們的記憶中。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建校70周年之際出版先生的作品選集，無疑是我們緬懷他、學習他、敬仰他的最好方式。
 

    納忠先生1909年出生于云南省通海縣一個回族家庭，1929年畢業于昆明高等中阿雙語學校，1931至1940年在著名的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學9年，榮獲大學頒發的最高學位——“學者證書”。1940年回國后，出任云南明德中學教務主任、代校長。1943年，他在當時的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擔任教授，成為在我國高等院校講授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化的第一人。此后，他先后在云南大學、北京外交學院任教。1962年，他奉調至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工作，歷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導師。2008年1月24日，納忠先生因病在北京歸真，享年99歲。
 

    納忠先生以卓越的學識和高尚的師德教書育人，為我國培養了大批優秀的阿拉伯語人才。從事教學工作同時，他還筆耕不輟，共出版著述、譯著、教材數十部。主要著作有《阿拉伯通史》（上下卷）、《傳承與交融：阿拉伯文化》、《埃及近現代簡史》、《回教諸國文化史》、《伊斯蘭教的信仰》等；他還主持翻譯了埃及著名學者艾哈邁德·艾敏的八卷本巨著《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并譯有《伊斯蘭教與阿拉伯文明》、《伊斯蘭教》、《伊拉克藝術》、《也門社會發展一瞥》等作品。由他擔任主編的《阿拉伯語》（十冊）等教材曾被全國各類阿拉伯語院校廣泛采用。2001年，經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推薦，納忠先生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首屆“沙迦阿拉伯文化獎”。
 

    1929年，云南回民創辦了日后具有重要影響的文化刊物《清真鐸報》，年方弱冠的納忠先生在前輩的舉薦下擔任編輯。1941年他從埃及留學歸國后，應邀主持該報編務。這期間，他還為刊物撰稿四十余篇。這些文章雖未曾結集出版，但對于了解納忠先生的思想境界與學術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中既充滿青年學者的朝氣，又體現了遠超出其年齡的成熟；既反映出一位穆斯林對宗教的虔誠信仰，又脫離了偏執、狹隘的宗教觀。如在1929年的創刊號《鐸報應負之使命》一文中，他指出了中國回民面臨的當務之急：
 

    “改良回民教育，促進回民之宗教觀念，灌輸宗教知識，介紹世界新思潮，使之有穩定之主見，作堅決之信仰，具世界之眼光，作遠大之事業。”
 

    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清醒意識到落后保守的東方伊斯蘭社會與進取開放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存在的巨大差距：
 

    “論思想，彼則積極圖謀外張，我則隨事皆主保守。論教育，彼則取法從新，力謀改革，而適應環境個性；我則因襲傳統，死守絕望，而反逆潮流，摧殘個性。論學術，彼則順時代之呼聲，循文化之需求，研究科學，發明物理，我則口不離念禮齋課，手不離五大冊本，潮流時代皆不問也。嗚呼！念禮齋課，固伊斯蘭教中最重要之主命，而當然遵踐之事務也。然此乃個人之私行問題，非伊斯蘭教之經義僅此也。”

    作為一位穆斯林學者，納忠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特別強調求知對于伊斯蘭教的重要意義，認為伊斯蘭是注重理智、提倡學問的宗教。他在《求學是天命》（1945年）一文中寫道：
 

    “感謝真主對于人類的恩惠，假使我們不讀書求學，如何能認識大自然的奧妙呢？我們越有深湛的學問，就越能認識大自然的奧妙，也就越能利用大自然的寶藏，來為人類的生存謀幸福，為人類的文化求發展。我們對于科學之研究愈精深，參悟愈精密，研究愈廣博，那么信仰真主愈篤實，認識真主愈真切，服從真主愈誠懇。因為這樣認識真主是由知識學問得來的，不是因襲傳統的。”
 

    納忠先生既是一位篤信教義、恪守教規的虔誠穆斯林，還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在他身上，虔誠信仰和愛國熱忱得到了高度和諧的統一。抗日戰爭期間，他撰寫過《保衛國家是伊斯蘭的信德》一文（1945年），其中寫道：
 

    “說到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隨時有國際間的強盜覬覦，想來奪取我們富麗的山河，搶占我們錦繡的地方，甚至侵犯我們的自由，滅亡我們的國家。我們愛家，所以我們也要常常防備國際間的大盜。伊斯蘭教最提倡愛護民族國家。一個國家最寶貴的是自由，是獨立。”
 

    另值得一提的是，納忠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西方學界對伊斯蘭教長期存在的偏見，即愛德華·薩義德稱之為“東方主義”的那種話語方式：
 

    “近兩百年來，歐西人攻擊回教的方向，頗不相同：有些人雖多少忠于評論，然而既沒有銳利的眼光，又未能完全摒除私見；所以不能對回教文化作一種真誠判斷。有些人本來沒有判斷的學力，不能以公正的秤盤來衡量一切的事物，卻信口而言，以為自己是正確的。其實他的見解，似是而非，離正確很遠。有些人盲徇私見，固執于派別，以學術為幌子，藉研究之美名，對回教極肆污蔑。這樣的著作家，實在是學術歷史的罪人。”（《西方學者與回教文化》，1946年）
 

    身為中國研究阿拉伯歷史、文化的第一人，納忠先生的學術地位，主要是由他關于阿拉伯歷史的豐富著譯奠定的。早在1948年，納忠先生就出版了40萬字的《回教諸國文化史》，標志著我國對阿拉伯歷史文化的研究漸趨成熟。上世紀80年代后期，納忠先生開始撰寫《阿拉伯通史》。動筆之前，他給自己提出了“尊重史實，不存偏見”的撰寫原則，力爭“寫出一部無愧于后人、有中國人獨特見解、與已有著作不同的一部精品”。在他看來，阿拉伯人撰寫的史書，往往“詳細記載戰爭的始末、帝王將相的譜錄以及各個部族的變遷，而對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活動和發展卻涉及不多”。因此，《阿拉伯通史》在記述歷代王朝的興衰境遇同時，還以較多筆墨，闡述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巨大成就及與世界文化發生的相互影響，并探討了一般阿拉伯史書涉及不多或不愿提及的許多重要問題，如：伊斯蘭教以前的阿拉伯部落關系，拜占廷和波斯與阿拉伯人的戰與和，民族矛盾與民族融合等等。因此，這部史料翔實、結構嚴謹、論述精辟的兩卷本《阿拉伯通史》甫一問世，就廣受學界好評。

    捧讀納忠先生的著作，尤其是他早年的作品，讀者一定會對他的粲然文采留下深刻印象。不妨欣賞一段他在《回教諸國文化史》（1947年）中描述阿拔斯王朝都城巴格達的文字：
 

    “皇宮之美，無以倫比，皇宮中央有御花園，蒼松翠柏，絕世芬芳，有百鳥的歌聲，有奇獸的點綴，苑宇之廣，須行數小時，讀《阿房宮賦》，差可仿佛。皇宮全部建筑，都用大理石砌成，外表的構造采羅馬建筑的式樣，內部的設置采波斯宮殿的規模，所有的墻壁門窗都飾以絲簾掛毯，室內陳設極盡美觀，有中國的鼎瓶，有印度的裝飾，一桌一椅，一物一具，都具匠心。尤令人嘆賞者，宮殿中有許多枝葉扶疏的瓊花玉樹，上面垂著金果御寶，飛著朱雀翠鳥，瓏瓏活躍，翩翩如生，金光萬道，璀璨無比。由宮殿的高樓，遠遠地看到江面的佳景，兩岸樹木成蔭，掩映著江中如鯽一般的船只，又可以望四周禮堂的高塔圓頂，織成《一千零一夜》里面所描寫的圖畫。”
 

    如此優美、老練的文辭，并非出自文學家的妙筆，而是出于未屆不惑之年、專攻阿拉伯語言與歷史的納忠先生筆下，這委實令人驚嘆。先生絕佳的漢語言功底，在他的譯作中也有充分顯現。他的譯作不僅準確嚴謹，忠實原文，還十分典雅簡潔，試讀《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黎明時期》中的片段：
 

    “沙漠地帶生物稀疏，無論植物、動物以及人類，都較城市稀少；大部分的地方，差不多沒有人類的蹤跡，沒有壯麗的建筑，沒有廣大的田莊，沒有茂密的森林。沙漠地方的人，日對大自然，目無所障；烈日當空，則腦髓如焚，明月悠悠，則心花怒放；星光燦爛，則心曠神怡；狂飆襲來，則所當立摧。人們在這樣強烈的、美麗的、殘酷的大自然之下生活，心性未有不馳思于仁慈的造物、化育的主宰的。”
 

    要知道，納忠先生早在留學開羅期間就已著手翻譯此書。其時，中國的阿拉伯文翻譯“尚在萌芽時期，草創時期；既沒有詞書字典可供參考，又沒有前人的譯事可資借鑒”，因此不難想象，納忠先生大量精美傳神的譯作，其中凝結著他的多少心血！
 

    著作等身、桃李天下的納忠先生，用他筆端流淌了數十年的墨水，給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思想，豐富的知識，也留下了一個的穆斯林學者的高貴形象。
 

    （本文是作者為外研社近期即將出版的《納忠教授選集》撰寫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