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隨著北京西長安街拓寬工程的展開，新華門對面的東安福胡同正在消逝。在胡同中部路北的一片廢墟中，一拱雕刻著精美纏枝花卉的石券門巍然屹立，似乎在向人們述說著200多年前那段民族團結的佳話。

　　在東安福胡同里，筆者尋訪到一位世居于此的回族大叔，得知胡同里的石券門原是一座清真寺的門。石券門為清真寺的南門遺存，院里有一座大殿，殿北正對新華門的地方，還曾有一塊乾隆御碑，現存于北京歷代帝王廟內。回族大叔祖輩是清代從新疆奉旨遷居北京的維吾爾族人后裔。

　　經考，當年的那支維吾爾族人是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或因助平大小和卓之變有功，或作為大小和卓被俘家屬，或身為工匠藝人而陸續入京的。因邊疆新定，乾隆皇帝極為重視這支由8位維吾爾族民族首領和宗教領袖帶領的少數民族部眾，下詔賜爵封居，妥善安置，史稱“八爵進京”。

　　也正是在此時，一位美麗的新疆女子隨部入京，后來入宮，先后被冊封為和貴人、容嬪、容妃。“香妃”的傳說中，即有她美麗的身影。與傳說類似，容妃也有著特殊的身世。據最新發現的清宮檔案史料記載，容妃所在的和卓家族有5名成員位列“八爵”，其胞弟圖爾都便是其中之一。其家族雖與起兵生變的大小和卓兄弟同屬一派，但并未追隨起兵，而是選擇了助清軍平亂，由此封爵入京。這些維吾爾人還被編入八旗，成為京城一支特殊的旗人穆斯林群體，其最初的安置地正是如今東安福胡同一帶，稱為“回回營”。這座現在僅存石券門、石碑的清真寺，就是乾隆皇帝為他們興建的。

　　清真寺建成于1764年，其3個獨特之處，不可不提。

　　其一，它承載了一段團結和諧、國家統一的民族佳話。建造這處清真寺時，乾隆皇帝可謂用心良苦。清真寺位處要沖，緊鄰皇宮禁苑，與西苑寶月樓(今新華門)隔街對望，且系出內帑“敕建”，司工督造。入覲的維吾爾族眾首領均在此禮拜，當年曾盛極一時。正如乾隆皇帝在那方親筆撰文的滿、漢、蒙、回四體碑記中所述，前已為內附蒙古諸部建造了承德普寧寺、固爾扎廟，“回人亦吾人也”，怎能缺少這種禮遇呢？乾隆在求同存異、尊重習俗、包容信仰方面的大氣，此清真寺當屬見證。

　　其二，它建筑綺麗，風格獨特。清真寺經一年建成，既具“近日之榮，兼擅土風之美”，占地25畝有余，內外遍植柏柳，幽靜莊嚴。大殿方形重檐，攢頂環廊，周圍配角亭四座，形制類似于晚它6年建成的北海“小西天”方殿，且規模達到了“明九暗七”。尤以碧瓦方檐代替了灰瓦覆頂、綿延勾連的清真寺慣用形制，望去巍峨氣派。清真寺布局也別具一格，大殿坐西朝東，正門卻位于殿北，中亞拱券大門之上高聳卷棚重檐歇山樓閣，玲瓏欲飛，乃穆斯林禮拜前喚禮之“邦克樓”。據載，當年阿訇登樓呼喚禮拜之時，悠揚的喚禮聲俯掠中南海，遠傳數里，故此樓一度號稱“京城第一門樓”。

　　其三，它融入了一段美麗的傳說。這座清真寺曾被誤傳為“香妃寺”，寶月樓民間也叫“望家樓”，說的是為解香妃思鄉之苦，乾隆建寶月樓，設回回營，筑禮拜寺，營造出一派回部風情?？贾畾v史，清真寺雖不宜稱為“香妃寺”，但回回營、寶月樓確是同容妃有關，因為營中居者多是其族人。寶月樓雖建成于容妃入宮前兩年(1758年)，但從乾隆屢屢吟詠寶月樓之詩文可知，容妃曾多次登臨甚或入住此樓。她在宮中生活了28個春秋，在信仰生活方面得到了妥善照顧，衣著飲食均依其俗。在她香銷玉殞3年后，年已八旬的乾隆于寶月樓前仍感慨萬千：“卅載畫圖朝夕似，新正吟詠昔今同。”這樣的感情，難怪會演繹出那么多經久不衰的傳奇來。

　　遺憾的是，這座清真寺在竊國大盜袁世凱當政時毀于一旦。袁世凱迷信風水之說，他以中南海為總統府后，于1913年將寶月樓拆改為新華門。在妖言蠱惑下，他又信清真寺壞其風水之說，便以拓修新路為名，將清真寺拆毀，還在新華門對面建起了一溜灰色花墻，以遮擋路南外國兵營及破舊民舍，將清真寺正門徹底封死，歷史遺跡從此湮沒于流逝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