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民族主義(即泛阿拉伯主義)對當代中東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二戰以后，阿拉伯民族主義面臨著新的國際環境，同時其自身的社會基礎、內容、重點等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范圍擴展到整個中東地區

戰后獲得獨立的北非國家真正意識到了自己的民族屬性，馬格里布國家于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加入阿拉伯國家聯盟，而埃及則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納賽爾的泛阿拉伯傾向明顯地表現在他在1953年發表的《革命哲學》一書中，該書提出了著名的3個圈子理論，即阿拉伯圈、非洲圈和伊斯蘭圈，其中阿拉伯圈的地位最為重要。1956年，埃及憲法明確宣布埃及屬于阿拉伯國家，1962年發布的《全國行動憲章》最后確定了納賽爾主義的內涵，并將復興黨的口號加以修改而提出了“自由、社會主義和統一”的口號。

作為阿拉伯國家中人口和軍隊最多、經濟文化較為發達、地處歐亞非三大洲樞紐的埃及，也很自然地成為阿盟的中心。阿盟的總部和許多下屬機構均設于開羅，而埃及人也在阿盟秘書長等關鍵職位的人選方面占有優勢，并對阿盟政策有較大影響。埃及在蘇伊士運河戰爭和十月戰爭中的勝利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領袖地位，直到戴維營協議簽訂后，這種局面才開始暫時扭轉。

一些阿拉伯領袖關于阿拉伯人的定義反映了上述這種變化：“凡是生活在我們的國土上、說我們的語言、受過我們文化的熏陶，并以我們的光榮而自豪者，就是我們之中的一員。”

社會基礎發生重大變化

在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國，以軍人和小資產階級為代表的激進派取代貴族、地主等溫和派成為民族運動的領導力量。上述各國幾乎都是通過軍人革命或政變奪取政權并建立共和國的。革命勝利后，盡管這些國家進行了軍隊職業化的改革，但軍隊仍然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次是小資產階級的興起。小資產階級包括知識分子、公務員、自由職業者、小商人、手工業者等，其興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現代教育的發展、政府機構的擴大和服務業的迅速發展等。例如，復興社會主義的形成就是與激進知識分子的崛起分不開的。獨立后，各國現代化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結構的變化。

同時，無論在共和國還是在君主國，民族資產階級勢力都在不斷壯大。在君主國，王室、酋長和地主通過投資工業、服務業及經營現代農場而逐漸向資產階級轉化，以王室和宗教上層為主的統治精英逐漸向知識分子開放，上世紀70年代以后尤其明顯。在奉行阿拉伯社會主義的國家，國有化對大資產階級造成了壓力，但上世紀70年代以來實施的開放政策恢復了資產階級的活力。民族資產階級勢力的壯大推動了中東民主化與改革開放的發展。

社會基礎的變化造成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激進化。戰后初期，小資產階級領導的激進民族主義開始取代舊貴族領導的溫和民族主義，由此形成了一個阿拉伯社會主義體系。至此，絕大多數中東國家最終贏得了民族獨立，并走上發展民族經濟、進行社會改造的道路，共和主義與君主主義的矛盾凸顯。然而，到1967年，阿拉伯社會主義開始走下坡路，隨之而來的是更為激進的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民族主義的興起，同時以沙特為代表的溫和的君主制產油國在阿拉伯政治舞臺上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