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紹先

對于今年年初開始在中東、北非爆發的大變局，學界有很多解釋，筆者認為，從歷史看，這實際是阿拉伯世界最新一次探求民族復興的努力和嘗試。

眾所周知，從伊斯蘭教創始的公元7世紀到公元9世紀中期，是阿拉伯民族的鼎盛時期。當時阿拉伯帝國不僅統一了阿拉伯半島，而且勢力延伸亞非歐三洲。那個時候的全球貿易幾乎操縱在阿拉伯商人手里，阿拉伯半島是世界科學文化中心，阿拉伯人是最受歡迎的先進文明的傳承者和傳播者。直到公元13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軍隊最終滅了阿拉伯帝國，阿拉伯民族從此一蹶不振。

近三四百年來，西方文明無疑在全球占據主導地位，但這并非等于說，所有人都滿意和服從這樣的安排。對于有著歷史自豪感的阿拉伯人來說，無論是西方近現代的殖民，還是冷戰后美國主導中東、頤指氣使，甚至在海灣戰爭后“異教徒”軍隊大舉進入阿拉伯半島，都讓他們受到深深傷害。今年4月，筆者曾就中東北非變局請教一位土耳其高官，他的解釋是：世界文明沒有優劣之分，而所有文明發展的軌跡都是“螺旋型的”，最終都必然要復興。

阿拉伯人探求民族復興的腳步其實一直沒有停止。二戰結束以來，這樣的努力和嘗試曾經有過兩次：第一次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埃及納賽爾革命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推翻由西方扶植和委任的封建政府為主要方式，一時間“打得皇冠落滿地”。在這期間，納賽爾曾尋求統一和復興阿拉伯之路。埃及曾先后與敘利亞和利比亞合并，而開羅一度被譽為“中東的首都”。但這次努力最終隨著納賽爾的去世和此后諸多中東領袖接班人之間的爭權而告失敗。

第二次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盛極一時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受到賈邁勒丁·阿富汗尼的原教旨主義理論影響，一批阿拉伯政治家開始號召“從宗教中找出路”，來實現民族復興。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是這一輪民族復興嘗試達到的高點，所謂“阿拉伯人伊斯蘭復興運動之花的果實結在了波斯人的伊朗”。筆者認為，后來出現“基地現象”、“拉登現象”都是這波阿拉伯民族復興浪潮最終走向異常極端的產物。事實證明，從宗教中找出路，不能幫阿拉伯人實現民族復興。

眼下中東北非的大變局應被視為二戰后阿拉伯人探求民族復興運動的第三次浪潮。這次嘗試與前兩次相比有很多新內容，其進步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與前兩次嘗試都是由社會精英階層發起并組織不同，這次探求民族復興的嘗試是由草根民眾自覺發起的，因此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不可阻擋的特質。表現在對外政策上，阿拉伯民眾要求自主、獨立的意識凸顯了出來，過去幾乎所有阿拉伯政權都親以親美、民眾情緒和意志被壓抑的狀況有所改變。通過這次中東北非的大變局，現在所有阿拉伯政權都不得不與美以拉開一定距離。

第二，這次嘗試是不偏激的。與很多分析人士的預測不同，在中東北非此次大變局中，幾乎看不到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影子，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也明顯降低了“姿態”，以迎合這次以非宗教性色彩為主流的運動。事實上，穆斯林兄弟會已經組建政黨準備參加今年秋天將舉行的選舉，成為一支溫和的伊斯蘭參政勢力。這種情況并非埃及一家，突尼斯復興運動(前身也是穆斯林兄弟會)已成為當前突國勢力最大的政黨，他們也明顯經過自我改進，標榜以土耳其執政黨為榜樣，融入世俗政治。這種以宗教迎合政治的情況，即所謂“政治伊斯蘭”，是阿拉伯人探求民族復興的一種新趨勢。

從外因來講，以“臉譜”、“推特”等為代表的新興網絡媒體的推波助瀾也是中東、北非這場政治大地震得以爆發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但阿拉伯青年只是利用了西方的行為方式，未來阿拉伯世界的分權化，未必是美國想要的，它將是一個復雜的結合體。現在誰都不知道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和發展模式會是什么樣，可以肯定的是：強人政治在阿拉伯世界是行不通了，照搬西方模式在阿拉伯國家也不可能成功。將來的阿拉伯式民主政治，一定是適合阿拉伯社會現實的方式，一定是得走阿拉伯人自己的道路。

在國際政治層面，很多人并沒有看清這是阿拉伯民族的一次自我復興的嘗試，而是延續了趁阿拉伯世界動蕩之時“跑馬圈地”的習慣思維。歐洲很想借機擴大自己在中東、北非地區的影響，一些歐洲學者還提出與美國“劃分勢力范圍”的非分之想，即以埃及為界美國負責以東部分(西亞)、歐洲“承包”以西國家(北非)的設想。但實際上，歐洲國家無論是軍事上還是政治上能力都嚴重不足，暫時騰不出手來的美國也不可能允許歐洲染指其在中東事務中的獨家主導權。其他如俄羅斯等，雖隨機應變、也有心重返中東，但更是有心缺力，最終還是不得不隨波逐流罷了。

此次阿拉伯探求民族復興的嘗試必將對美國在中東的利益造成空前挑戰。美國不可能放棄中東，現在它急需修補由于阿拉伯大變局而“坍塌”的美國主導下的中東秩序，但囿于國內經濟深陷債務危機，國外又尚未完全脫離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泥潭，美已不可能像過去那樣輕松擺平中東了。阿拉伯世界大變局將在相當程度上牽制住美國“戰略東移”的腳步，這對當下正處于發展關鍵階段的中國，或許是一個好消息。

一般認為，美國在這輪中東北非運動中“有得有失”，失的是對中東的控制力，得的是“民主”終于在阿拉伯扎了根，“顏色革命”有了新標桿。但事實是，埃及的民主政權遠未到建立之時，伊朗軍艦已經通過蘇伊士運河。這次運動處處體現的是阿拉伯人對民族命運的獨立思考，而不是對西方民主的呼應和膜拜。當今世界上，阿拉伯民族面臨的發展困境可能是絕無僅有的：簡單地說，是極端僵化的政治體制、極端畸形的經濟結構、極端年輕化的人口結構遭遇到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的結果。因此，推測中國會隨之出現“茉莉花革命”，恐怕只是一些西方學者的一廂情愿。道理很簡單：阿拉伯民族已經到了歷史選擇的關口，他們要解決的是“不發展”問題，而中國面臨的是發展中的問題。就像改革開放30年歷史進程中一再證明的，發展中的問題將在發展中得到解決。▲(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