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夸張修辭法取代事實成為了新聞核心要素的大眾傳播時代，具有歷史意 義的事件似乎有著越來越高的發生頻率。就在上個月，倒確實發生了一件很有可能會重塑國際關系的事件——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了中東地區最大的進口來源地。這不禁讓人聯想起了那條曾一度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

　　當年，伴隨著駝鈴聲聲，中國的絲綢和瓷器來到了西方，而阿拉伯的香料也輾轉到達了中國。在之后的歲月中，隨著世界中心的西移以及東西方兩個帝國的衰落，絲綢之路在17世紀也就走到了盡頭。而今天，這條重新出現的無形的絲綢之路上運送的是各種“中國制造”和石油。

　　古道還在，只是再也看不到騎著駱駝的東西方商隊在沙漠中的某處泉眼偶然相遇，交換著商品信息。今天的生意人只拎著包就跳上一架波音飛機，而他們采購的商品則用船隨后運至迪拜港。1258年，疲憊不堪的蒙古西征軍一怒之下摧毀了巴格達；他們要是像今天的商人一樣坐著維珍航空的公務艙輕輕松松地來到這里的話，恐怕也就不會勃然大怒而造成了當時的慘劇。

　　中東和中國之間貿易往來的日漸密切，就像是對世界指針的一次調校，它印證了研究中國問題的資深 經 濟 學 家 貝 哲 民 (BenSimpfendorfer)在其新作《新絲綢之路——一個日漸興起的阿拉伯世界是如何疏離西方而重新發現中國》(TheNewSilkRoad:HowaRisingArabWorldisTurningAwayfromtheWestandRediscoveringChina)中的觀點。巧合的是，這本認為曾經處于世界貿易中心位置的絲綢之路將重現繁榮盛況的書出版后不久，相關的貿易數字就發生了變化。

　　顯然，貝哲民對中東和中國有著深厚的感情——他在這兩個地區生活多年，會說流利的阿拉伯語和普通話，這一優勢使得這本治學嚴謹的研究型著作中既有豐富多彩的親身經歷、文史資料以及統計數字，又包含了不擅語言的研究者所無法獲取的各種資料來源。

　　通過對這兩個地區從古至今在經濟和文化層面上的雙邊關系所進行的掃描式研究，以及對于近些年來促使雙方貿易聯系日漸緊密的因素所進行的分析，貝哲民提出了這樣一個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興起與中國的興起是同時發生的。這絕非巧合。”而且這兩個地區的命運緊密相連的觀點，始終貫穿全書。

　　中國多業商之民，在這個國家經濟空前繁榮的背后，四處活躍著他們的身影。開始的時候，是一個中國商人生產出電子版的 《可蘭經》，這個產品引起了一個阿拉伯生意人的極大興趣……隨著中國政府對各種貿易模式的政策扶持，一個又一個的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取得了成功，于是就有了今日義烏的繁榮。

　　對于生意人來說，義烏是再理想不過的地方：在這個巨大的批發帝國里，你幾乎能找到任何能說得出名字的日用消費品。這座城市每年吸引了20多萬阿拉伯商人來尋找貿易機會——比到整個美國的阿拉伯人還要多。當地政府考慮得非常周到，甚至修建了清真寺以及伊斯蘭學校，以吸引更多的阿拉伯人來做生意。貝哲民認為這在后“9·11”時代的西方，是無法想象的事情。

　　“9·11”事件所造成的影響，就像是蝴蝶效應一般。貝哲民強調，在2001年9月11日這一天之后，正是因為美國對阿拉伯人實行更為嚴格的簽證政策，才使得中國從中得到了意外的好處——那些阿拉伯商人被迫到中國尋找生意機會。雙方立即為雙邊的外交關系施肥澆水，與此同時，世界貿易組織也為中國龐大的出口機器提供了肥沃的貿易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