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界對抗日戰爭的歷史貢獻

　　抗日戰爭時期,宗教界從自身實際和特點出發,為挽救民族危亡作了大量工作,其歷史貢獻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 開展抗日宣傳。為激發廣大教徒的抗日熱情,宗教界的領袖和知名人士通過各種方式開展了抗日宣傳工作。

　　1. 發表通電或宣言呼吁抗日。全面抗戰爆發后,佛教界的領鈾太虛便發出《告全國佛教徒書》,號召全國佛教團體群起救亡,在政府統一指揮下,共赴國難。在上海的基督教全國性團體于八一三事變后,也發表了《告全國基督徒》等宣言,要求廣大基督徒團結一致共同抗日。西安天主教徒于1937 年9 月則發表了昭告全國教徒的長篇宣言,勉勵300 萬教友“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 奮勇援助前線抗戰,并鞏固后方工作”“, 以求領土完整,主權保存”。1937 年12 月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出發之前也發表宣言,呼吁伊斯蘭教徒“盡力奮斗,與國內同胞精誠團結,同心協力,求我最后勝利,滅此惡魔,復我失地”。這些通電和宣言的發表,喚起了宗教界的覺醒,激發了宗教界的抗日熱情。

　　2. 發表文章宣傳抗日。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宗教界已創辦了系列刊物,盡管這些刊物的主旨在于宣傳宗教義理,但抗日戰爭時期刊發了不少宣傳抗日的文章。為擴大宣傳陣地,宗教界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又著手創辦新的刊物。1939 年10 月創辦了上海“孤島”的穆斯林進步刊物《綠旗》,集中刊發了一批宣傳抗日的文章。《綠旗》辦刊2 年,在發表的近40 篇文章中,有l/ 3 是直接宣傳抗日的,因而受到大后方人民的一致贊揚。不僅如此,宗教界還充分利用社會上出版的報刊,從事抗日宣傳。《申報》、《大公報》、《新華日報》、《救亡日報》等主要報刊,都刊發了許多宗教界人士撰寫的文章。如《新華日報》為刊載伊斯蘭教界的宣傳文章設置了專欄。專欄上所刊發的《日寇對回胞之暴行》、《論日本軍閥》、《告淪陷區中的回民》等文章,一方面數落了日寇屠殺民眾、焚燒房屋、奸淫婦女等罪惡;另一方面激勵廣大伊斯蘭教徒“為我整個中華民族,為爭取中國與全世界的永久和平”“, 去和人類的公敵日本帝國主義拼命! 把侵略我們的強盜,趕出中國去”。這類文章的發表,有力地推動了宗教界的抗日救亡運動。

　　3. 通過宗教活動宣傳抗日。祈禱是一種重要的宗教活動,也是教徒宗教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日戰爭時期,盡管烽煙四起,宗教界依舊舉行了系列大型祈禱活動,或追悼陣亡將士,或祈求抗戰勝利,或祈禱世界和平。不可否認,宗教界把抗戰勝利與世界和平的實現寄希望于神的保佑,帶有濃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但又應當肯定,在當時那種特殊環境之下,祈禱對于喚起全體教胞為國家的主權、民族的獨立、世界的和平而斗爭的決心與勇氣,起了積極作用。1937 年9 月,西安天主教徒2000 余人,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祈禱和平大會。該會發起的目的,就在于“喚起全國三百萬教友,于抗戰期間,對國家須體明國民責任,發揮愛國精神,忠心報國”。1938 年2 月6 日開始,全國舉行反侵略運動宣傳周,第一日為宗教日,全國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全體動員,為國難祈禱。這次規模空前、聲勢浩大的祈禱活動,對于廣大教徒參加抗日,其作用不可低估。此外,宗教界人士在宣講教義時,還往往同宣傳抗日結合起來。也有不少宗教界著名人士組織宣傳團體,四出發表演講,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

　　(二) 救護傷兵,救濟難民。抗日戰爭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也使數以千萬計的人流離失所。傷兵的救護與難民的救濟,是隨著抗戰展開以后最為嚴重也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二大問題,宗教界為此也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1. 組織救護隊。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佛教會即召開理監緊急會議,成立災區救護團。隨后又迅速通知京(南京) 滬地區各寺廟,派出青年僧徒百余人,至上海玉佛寺報到,組成僧侶救護隊。僅在上海抗戰3 個月中,僧侶救護隊便救護戰地負傷將士及租界難民8272 人。由于僧侶救護隊工作出色,贏得了前方將士及社會人士的普遍贊揚。《申報》就載文指出:“該隊在工作時,雖迭遇險阻,而遭受重大犧牲,然仍勇往直前,百折不回。尤以宏明法師,不避艱險,每日必率隊赴最前線,監督救護,其勇敢服務之精神,殊堪欽佩。”南京、漢口、寧波、重慶等地也組織了僧侶救護隊。與此同時,上海僧侶、南京回民還成立了掩埋隊。

　　2. 設立傷兵醫院、俱樂部。為救護負傷將士,宗教界除組織救護隊外,還設立了傷兵醫院、傷兵俱樂部。1937 年11 月,上海佛教界建立了佛教醫院,有病床400 余張,醫生護士30 余人。次年4 月,武漢佛教徒也發起創立了佛教醫院。天主教、基督教界,則把教會醫院改為傷兵醫院,用主要力量來救護傷兵。為了收容更多的傷兵,有的教會學校甚至也被改為臨時醫院,讓學生擔負救護工作或一些輔助性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基督教青年會在全國廣泛設立了傷兵俱樂部。當傅作義將軍在綏遠英勇抗擊日軍時,北平青年會的干事蕭回千就籌設傷兵俱樂部,以便讓傷兵得到一點安慰。青年會全國協會學生會干事劉良模,極力倡導服務軍人,自九一八事變始,他先后在蘇州、長沙、浙西安吉、梅溪、新登等地,設立傷兵俱樂部,在金華設立傷兵招待所、軍民俱樂部“, 對傷兵服務,不辭勞苦,竭心盡力”。

　　3. 救濟難民。難民問題是抗日戰爭時期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據國民政府統計,僅從1938 年4 月到1944 年12 月,由國統區各方救濟的難民就達49014892 人次。如此眾多的難民受到救濟,其中也有宗教界的貢獻和努力。例如,上海佛教界人士所參加的慈聯會,在八一三事變后成立了一個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先后分設了50 多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50 萬人。對這些難民,除供給衣食醫藥外,還向他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動員青壯年難民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上海伊斯蘭教界同樣積極參與難民救濟工作,先后設立7 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0 余人。1938 年3 月,基督教全國聯合會正式成立后,還組織基督徒難民服務團前往各難民收容所,訪問難民情況,考察難民生活,慰藉難民身心,舉行難民討論會,討論難民出路問題。

　　不難看出,抗日戰爭時期,宗教界為救護傷兵、救濟難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對傷兵的救護,減輕了傷兵的痛苦,促進了傷兵的康復;對難民的救濟,在一定程度上給那些處于水深火熱中的難民帶來了好處。這是宗教界對抗日戰爭的又一貢獻。

　　(三) 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宗教是一種國際現象,我國幾種主要宗教都是世界性宗教。抗日戰爭時期,宗教界利用宗教的國際性特點,廣泛進行民間交往,對信仰同一宗教的國家不斷進行宣傳,從而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關注和支持。

　　1937 年9 月3 日,佛教界著名人士屈映光發表敬告全世界佛教徒書,呼吁廣大教徒發揚大悲精神,擔負起救護眾生的重任。同年10 月15 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等呈文內政部,要求赴南洋各地籌募捐款。禮俗司10 月22 日在致內政部的呈文中則指出：“外出募款一節,似尚可行”，“擬批示照準”。隨后,圓瑛法師和其徒明　一起,前往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介紹中國抗戰情況,籌募捐款。1939 年11 月,以太虛法師為首的“中國佛教訪問團”,又由昆明啟程,赴緬甸、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暹羅、越南等國訪問,歷時半載,歸來后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佛教與國際反侵略》一文,暢談了這次訪問的經過、收獲和感想。1940 年11 月,樂觀法師為首的“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又前往各佛國作進一步的宣傳。

　　在對外宣傳以爭取國際社會同情和支持方面,伊斯蘭教界人士表現尤為出色。1937 年12 月,伊斯蘭教界志士聯絡各省知識分子,組成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前往近東各國,作抗日宣傳工作。上海伊斯蘭學校校長達浦生,也于1937 年底出訪穆斯林國家。他趁參加埃及王子結婚盛典,各穆斯林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云集開羅之機,進行抗日宣傳。1938 年2 月,達浦生在麥加朝覲期間,出席了有15 萬人參加的世界伊斯蘭大會,他利用這一機會,再次揭露日寇侵華罪行,并介紹了中國穆斯林擁護抗戰的事跡。他還以阿拉伯文在埃及《金字塔報》上發表了《告世界回教徒書》,詳細論述了60 年來日本侵略中國的實況,號召全世界穆斯林對日寇予以輿論上的譴責和經濟上的制裁。此文發表后,在各國穆斯林人士中引起了較大反響。

　　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也向國際社會呼吁支持我國抗戰。1937 年8 月31 曰,上海基督教各教會負責人聯名以英文發表《為中日戰爭告普世基督徒書》,揭露日寇狂轟濫炸屠殺無辜的事實,指出日本正在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間教會若不對此作出反映,即表明教會失去力量。天主教南京區主教于斌博士,于1937 年10 月到1938 年5 月,遍歷意大利、法國、比利時、瑞士、英國、愛爾蘭、荷蘭、美國、加拿大等歐美國家,口講筆述,揭露暴日真相。當時《大公報》載文指出:“于主教到大學演講,到無線電臺廣播,在報紙上發表談話,果敢地抨擊強權,他不但堅決的反對日本的橫蠻,且對于意德的行動敢加以聲斥。”1939 年2 月,于斌主教再度赴美,吁請美國繼續救濟我國難民。他前后活動達8 個月之久,遍游了美國40 個州129 個城市,除了與有關賑濟募款機關接洽外,還訪問了美國朝野“有力之領袖”,如美國總統羅斯福、美國紅十字會會長大衛氏、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特拉博士等。

　　宗教界人士的外出宣傳,加深了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宗教界對中國抗戰的認識。國際社會開始不明中國抗日的真相,有的甚至為日本的欺騙宣傳所迷惑。宗教界人士外出宣傳后,國際社會才逐漸了解中國抗戰的真實情形“, 所到之地,親華的空氣,隨之濃厚”。如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在埃及宣傳之后，“埃及全國輿論已成大變,始了然于前受日方之種種欺騙,而轉為同情中國之言論,對敵方經濟制裁運動,亦獲效果,敵人十數年來在各回教國欺騙蒙蔽之技倆,自此完全揭穿”。這表明,宗教界的外出宣傳,贏得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

　　同時,宗教界的外出宣傳,還贏得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它們或來電慰問,或捐款救濟。非洲基督教聯合會、比利時基督教總會、澳大利亞全體基督教徒等于1938 年初來電慰問中國抗戰。澳洲基督教會、美國基督教會、新加坡華僑教徒還籌募巨款,支援中國抗戰。達浦生在海外奔走8 個月之后,帶回各伊斯蘭國家為中國抗戰而捐助的經費20 多萬元。于斌主教第二次赴美期間,也籌集捐款80 余萬美元。緬甸回教徒開始對中國抗戰并不關心,經宣傳后大受感動,除捐款之外,還于1940 年3 月組織回教徒救護隊來華服務,費用概由仰光回教社團負擔,服務期為1 年。

　　此外,中國宗教界的外出宣傳,激起了所經國家抵制日貨的浪潮。如印度回民在歡迎中國回民近東訪問團的大會上,當場通過了抵制日貨的決議,埃及經宣傳后也開展了抵制日貨的運動,國際反侵略會援華反日會宗教倫理委員會,也通過了抵制日貨的決議。所有這些,都有力地援助了中國的抗戰。

　　更為重要的是,宗教界的外出宣傳,提高了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宗教界宣傳之后，“各國對我民族重新估價”，“完全改變過去錯誤的認識與態度”。如于斌主教在歐美工作期間,加拿大那瓦大學1938 年3 月的一份雜志載文宣稱:“我們以前過于不認識別一民族,過于按我們簡陋的智識去推測,難得別一民族的真正代表人,到我們中間來,使我們的錯誤能夠糾正,我們對別一民族,得一正確的觀念。”愛爾蘭輿論界在于斌主教訪問后也指出:“中國人已不是無思想的落后老朽,中國人的見解,已達到人類思想的高峰。”這說明,歐美人士對中國人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變,他們“后悔以前過于低看了中國”,認為中國人“有志氣有決心”。

　　還應當指出的是,宗教界的外出宣傳對于激勵華僑支援祖國抗戰也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園瑛法師前往南洋各地宣傳時,曾勸導當地華僑籌組“華僑籌款委員會”,提倡發起“一元錢救國運動”,激起廣大華僑的愛國熱情,踴躍捐款。于斌主教在美期間,各僑胞團體紛紛要求演講。于主教對我國抗戰以來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財政等問題,均作了精審的分析,并以事實說明我國最后必獲勝利,由此“僑胞愛國情緒日益增加”。

　　可見,宗教界的外出宣傳是富有成效的,對于贏得有利于中國抗戰的國際環境,起了積極作用。這是宗教界對抗日戰爭的另一貢獻。

　　(四) 捐款捐物,支援抗戰。宗教界盡管財力、物力的來源有限,但在抗日戰爭時期,同樣做到了有錢出錢,有物出物。

　　1. 購買救國公債。八一三事變后,國民政府發行了5 億元救國公債,宗教界也承擔了部分推銷公債的任務。基督教青年會負責推銷公債10 萬元。為了擴大推銷范圍,上海基督教聯合會發起了勸募救國公債運動,各教堂分頭成立勸募隊,以促進救國公債的購買和推銷。1937 年11 月,張憲秋在《大公報》發表《獻給基督徒》一文,號召廣大教徒,在圣誕節到來之時,節省其他消耗,用“救國公債”來代替一切其他的禮物。伊斯蘭教、佛教界人士也參加了推銷、購買公債的工作。

　　2. 捐贈物資。抗戰開始后,宗教界普遍發起了愛國捐獻活動。由于抗日軍隊缺乏應有的御寒供給,宗教界捐獻最多的是寒衣。八一三事變后,上海基督教聯合會就制作棉背心,分發前方戰士,深受前線戰士的歡迎。漢口中華基督教會的女信徒們,也自動地為前方將士以及后方困苦的難民縫制寒衣。甘肅卓尼僧侶,還捐出羊皮1000 張,作前方將士御寒之用。

　　此外,宗教界有的收取特別捐款,購買慰勞物品,送交前方戰士;有的女信徒獻出金銀首飾,支援抗戰,也有許多宗教界人士直接捐款,支援前線和救助后方。宗教界對抗戰的財力、物力援助盡管有限,但也做到了盡其所能,其貢獻不應當忽視。

　　(五) 組織武裝直接參加抗戰。抗日戰爭時期,宗教界組織了自己的武裝力量。河北、山東、山西、安徽、陜甘寧邊區等地,便建立了數十支穆斯林武裝,其中,冀中和渤海地區的兩支回民抗日游擊隊影響最大。1943年12 月,中國遠征軍第二次入緬作戰時,有佛教僧侶22 人參加戰地運輸隊,隨軍出發,并拒領5000 元安家費,其中3 人后來在密支那戰役中犧牲。抗戰之中,佛教徒除了入伍從軍外,還有不少人奮起組織游擊隊。其中有五臺山僧侶游擊隊,以殺生制止敵人對手無寸鐵同胞們的屠殺。湖南南岳以碧吾法師為首的“游擊隊”,更是征戰連年,名震三湘。基督教界也組織十字挺進軍,挺進敵區參加抗戰。該軍由4 個連組成,由團長李仲山率領,于1939 年10 月抵達山西參加抗戰。隨遠征軍入緬、印作戰的,也有不少基督教徒。

　　從上述五個方面可以看出,中國宗教界為抗日戰爭作出了重要貢獻,發揮了積極作用,因而應當充分肯定其在抗日戰爭史上的歷史地位。當然,宗教界內部各教各派之間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在抗戰中也有一些消極表現,如少數敗類依附于日寇,為侵略者張目;有些宗教界人士進行反共宣傳,使不少教徒對共產黨產生了錯誤認識;有的宗教界人士還反對對日使用武力,主張“另辟途徑”以“基督博愛之旨,擁護非戰公約”。不過,這些不是當時宗教界的主流,我們不能由此而否定宗教界在抗戰中的歷史貢獻。

　　二、宗教界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的原因

　　如前所述,抗日戰爭時期,宗教界表現得非常活躍和積極,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愛國傳統及其弘揚是促使宗教界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的歷史原因。中國宗教界富有愛國傳統,每當民族危亡關頭,常有一些宗教界人士奮起救國,以各種方式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抗日戰爭時期,宗教界繼承和弘揚了這一愛國傳統。他們進一步認識到愛國與愛教的關系,指出“教徒不愛國家,民族即不能愛教”,“愛教必先愛國”“, 國家利益高于宗教利益”。基督教愛國人士胡君素在《基督徒與抗戰》一文中說“: 基督徒為什么要努力參加救亡工作呢? 因為我們認識這次的抗戰,是為了爭取我們民族的生存。”

　　這里也就道出了宗教界參加抗戰的動因。《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宣言》也指出:“處此日寇毒焰方張、全國一致抗戰之際,我教胞忝為中華國民,愛國豈肯后人;趁此時機,若不團結奮起,以表現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榮譽,不特為人格之污,抑且為宗教之辱。”

　　這表明,宗教界已認識到愛國重于愛教,愛國是宗教信徒作為國民應盡的責任。愛國傳統及其弘揚,是促使宗教界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的原因之一。

　　(二) 空前的民族危機及由此給宗教界帶來的深重災難,是促使宗教界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的直接原因。

　　盧溝橋事變后,日機的狂轟濫炸,日寇的燒殺虜掠,給宗教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一些寺廟、教堂和宗教基地被毀,不少教徒遇難,許多教徒生活顛沛流離。據不完全統計,到1938 年底,有700 萬回教教胞被殺害,3000余所清真寺被炸毀與焚燒。又據不完全統計,到1939 年底,天主教徒死亡達39 人,其中有主教1 人,傳教士27 人,神父4 人,女尼7 人。嚴酷的現實,使宗教界人士深感“中國人如果不關痛癢地活下去,我們只有任人宰割”。現實的刺激,是促使宗教界人士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的原因之二。

　　(三) 宗教界自身組織化傾向的日益增強,是宗教界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的組織基礎。本世紀20 年代以來,中國宗教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組織化傾向日漸明顯,各教都建立了自己的全國性組織。1929 年4 月,佛教界成立了中國佛教會,它是一個佛教各宗派的全國性聯合組織,不分宗派、出家在家均可參加。它從成立后直到全面抗戰爆發,每年召開一次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討論和決定全國各地佛教進行事宜。基督教界自20 年代本色教會運動以來,同宗派教會實現了大聯合,除長老會早已與公理會聯合組成中華基督教聯合會外,1923 年后,信義會、圣公會及衛斯理宗各會相繼建立了全國性組織,日趨聯合和統一。天主教界于1935年9 月也舉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組織化作了嘗試。因此,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宗教界有了明顯的組織化傾向,這就克服了此前宗教界一盤散沙的狀況,有利于宗教界群體力量的形成。事實上,抗日戰爭時期,宗教界的活動都是在一些全國性組織或地方性組織領導下進行的,特別是隨著基督教全國聯合會、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全國伊斯蘭教救國同盟等組織的建立,宗教界的組織化趨向有了進一步的增強,宗教界正是以一支有組織的力量來支持和參加抗戰的,這也是宗教界在抗戰中發揮作用的基礎。組織化趨向的日漸增強,是促使宗教界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的原因之三。

　　(四) 外國主教和傳教士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是促使宗教界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的又一因素。眾所周知,外國主教和傳教士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的宗教信徒。抗日戰爭時期,由于主教和傳教士所在國家與日本的矛盾尖銳化,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際上形成了反法西斯陣營,因而不少外國主教和傳教士對中國的抗戰表示同情和支持。1937 年12 月20 日,羅馬教皇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在廣播電臺發表“耶誕節獻辭”的演說。他勸告國人“應該犧牲我們自己,獻身社會,以謀求中華民族的福利”,并號召“由東西各國來中國傳教的天主教主教、神父、全國的教友,協同中華國家共同合作,以期達到中華民國國家和民族幸福之目的。”在演說中,蔡寧還提出了節食、捐獻衣服、獻金、減少生活必需品、打開家門收納難民等八項工作,要求教徒實行。

　　此番演說出自一個外國主教之口,足以說明他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對中國信徒也富有教育性、鼓動性。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也發表專門聲明,譴責日本侵略,為中國作人道正義的呼吁。上海法國天主教耶穌會饒神父,為救濟中國難民,1938 年5 月赴美請命,并晉謁羅斯福總統,請總統告以美國各界,全力贊助中國抗戰。此外,有的外國主教和傳教士或對日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或捐贈款項,或投身傷兵及難民的服務工作。外國主教和傳教士的同情和支持,是促成宗教界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的原因之四。

　　(五) 中國共產黨宗教政策的影響,是促使宗教界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的重要因素。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不僅進一步明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且提出了“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的主張,并且在實際工作中,提高宗教界的政治地位,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同時,共產黨還注意做好宗教界上層人士的工作。1939 年5 月,周恩來在漢口專程拜訪了基督教人士吳耀宗,向他表示:“馬列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

　　1941 年12 月和1943 年5 月,周恩來又二次會見吳耀宗,詳細闡述了黨的宗教政策,并對宗教界人士為抗戰所做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1939 年4 月6 日,天主教愛國老人馬相伯百歲誕辰時,中共中央致電祝賀,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中共宗教政策的成熟及對宗教界上層人士的爭取工作,不僅有利于調動宗教界的積極性,也消除了宗教界對共產黨的不少顧慮,從而促使他們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

　　總之,宗教界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既有主觀原因,又有客觀原因;既有歷史原因,又有現實原因;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間接原因。宗教界之所以能對抗日戰爭作出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是上述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三、抗日戰爭對宗教界自身的影響

　　抗日戰爭時期,宗教界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戰,又為自身的發展帶來了一些新的變化,對自身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概而言之,這些變化和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抗日戰爭提高了宗教界的愛國覺悟,培養了一批宗教界的愛國積極分子,這就為新中國成立后宗教界開展愛國革新運動和參加各項社會運動奠定了基礎。

　　(二) 抗日戰爭促進了各宗教、各教派之間的團結,宗教界的組織化趨勢有了進一步的加強,特別是一些超宗派的組織和各教派聯合團體的出現,更加密切了宗教信徒之間的關系,這就為后來宗教界進一步發揮其社會作用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三) 抗日戰爭推動了宗教界的世俗化,促使他們更加關心現世,積極投入抗日戰爭勝利后的各次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革活動之中。

　　(四) 抗日戰爭使宗教界贏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促使中國共產黨從抗戰前只看到或片面強調宗教的消極作用甚至反動作用,轉變到客觀地估量中國宗教的民族性、群眾性和國際性,在看到其消極作用的同時,承認并利用其積極作用,且據此制定了更為成熟和完整的宗教政策,這就為宗教界自身的發展贏得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寬松環境。

　　(五) 抗日戰爭使宗教界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了解,促使不少宗教界人士轉變了對共產黨的態度,這就為后來各宗教擺脫反動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控制和利用,自愿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作了思想上和心理上的準備。

　　總而言之,抗日戰爭時期,一方面由于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宗教界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另一方面由于抗日戰爭的特殊歷史地位,又對宗教界自身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這里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宗教界是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既要看到其消極作用,更要發揮其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