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北京海淀的中央民族大學校園，春夏時節，綠樹成蔭。每天，在晨曦初露和夕陽西下時分，總會看見一對老人，攜手漫步在校園中。住在民大家屬院內的王璐和她老伴，漫步環境清幽的校園，已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攜手散步這一習慣其實由來已久。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歲月，王璐和她老伴雖關心國家大事但卻不參加無謂的派性活動；白天在家一心閱讀四大名著，晚上則一同漫步在拉薩美妙的風光之中。

　　已古稀之年的王璐，從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所退休后，對現如今的生活，十分知足。她每天都會寫點東西，或回憶往事或針砭時弊，學術短文、隨筆、散文、詩歌……她都涉足；不但公開出版了《走出雪域》、《雪域癡情》，還自費印刷了好幾本個人文集——《說說西藏的一些事兒》、《隨想錄》、《倔強人生》等。她說自己的成績，完全得益于國家對藏學的重視。

　　“我發現我這一輩子，不論是在遙遠的雪域高原，還是越過喜馬拉雅，來到那異域風情之中，一直都圍繞著一個中心，那就是我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學。我從這里走出，最終又回到了她的懷抱……”王璐在一篇題為《我的大學 我的人生》一文中如是袒露。

　　王璐與這所大學結下的情誼，追根溯源起來，還是源自“西藏”二字。她現在另一個身份是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協會理事。

　　王璐常被人評價為“理想主義者”，充滿熱情，追求美好。上個世紀，年少氣盛時，一心想建設邊疆，向往西藏，王璐報考了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前身），在西藏呆了十個年頭；工作調動返京后，文化大革命結束，百業待興，她歸隊，回到了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系；之后出國進行學術訪問，走訪印度、尼泊爾……幾十年的光陰也不過一個轉身，寥寥幾句，簡短不過，但細數起來，往事和收獲，個中滋味，又如何一一盡數。

王璐在布達拉宮前留影

　　西藏最大的變化在于人的精神

　　1959年，原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撕毀《十七條協議》，發動武裝叛亂，這一事件在當年立即成為全國各地人們關注的焦點。此時遠在北京的王璐，正值高中畢業，忙著填報大學志愿。“這對于我這個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既受過過去的苦，又正在享受新生活幸福，極力尋找報國機會的熱血青年來說，無疑是一個無聲的召喚。西藏的遙遠、艱苦和神秘，像磁石一般牢牢吸引著我……”當時恰逢中央民族學院藏語班招生，王璐如獲至寶，立即報名。

　　在中央民族大學學習三年后，也即是1962年，王璐第一次到西藏農村實習八個月；1964年，王璐被分配到西藏日報社工作。實習期間，民主改革剛剛進行的西藏，一切還在建設中，物質條件仍極度匱乏。王璐當時居住在“四同戶”家中。所謂的“四同戶”，即指與當地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有事同商量。王璐寄居的那戶藏族同胞，家中沒有房屋，一家人睡在廊子下面。王璐和他們隔著一個天井，她看到，這家人生活很艱苦，晚上臨睡前喝過滾燙的稀得可以照見影子的藏粥（藏語稱“突巴”），趁著熱乎勁，脫下身上的藏袍當被子，相互依靠著躺下。家中沒有家居擺設，除了廊子，就是一間沒有窗戶的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灶房。

　　一天傍晚，王璐和同學在村口看見一群藏族同胞從地里干完活回來，剛要上前打招呼握握手，迎面而來的那幾位藏族人立刻“嘩”的一下躲到路邊，彎腰低頭給王璐一行人讓路，還將舌頭吐出來，有多長伸多長。初到西藏的王璐并不明白此舉是何意，黃昏下的此情此景讓她詫異之外還有些許恐懼。后來同行的藏族老師告訴她，在舊西藏，三大領主將他們當做會說話的牲口，任打任罵任賣。當時雖已在西藏進行了民主改革，將封建農奴制度廢除了，沒有了領主，人們獲得了人身自由，但歷史沿襲下來的舊時代的思想烙印，仍殘留在很多人腦中。“人最可怕的就是自卑自賤，你認為我是會說話的牲口，我也認為自己的骨頭就是黑的，跟你不一樣，你是貴族，是高貴的。”王璐說，“后來是共產黨來了，手把手告訴他們，你也是人，跟他（領主）是一樣的人，而且還要當家做主人，你有選舉權還有被選舉權……”

　　大學畢業后，王璐在西藏呆了近十年，回到中央民族大學藏學所后，因為科研需要又曾多次到西藏及其他藏區進行田野調查，從六十年代到如今，王璐看著西藏各個方面一點一點地慢慢變化：從拉薩街頭有了第一個紅綠燈，有了第一輛公交車到建立第一座百貨大樓等等衣、食、住、行、醫療、教育各方面，全都發生了令人難以想象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她看來，這些物質變化雖然可喜，但卻不是最重要的。“西藏真正大的變化，是人們的精神”。王璐無法忘記自己初到西藏時所看到的當地人們的精神狀態——民主改革初期，人們雖然在身體上翻身做了主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精神上仍然沒有完全站立起來。如今的西藏百姓，早已脫胎換骨，誰還會點頭哈腰，“腰板都挺得直直的”。是共產黨讓百萬農奴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王璐和愛人晚年又回到曾經學習和工作過的中央民族大學

　　歸隊與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王璐在西藏日報社的工作中斷，被發配到林芝原始森林扛木頭，當時老伴和孩子身體都不好，1970年申請返回北京治病。1973年，王璐正式內調回北京，先后“儲存”在兩所中學中。1979年，中國開啟了劃時代的一幕，鄧小平號召知識分子歸隊。得知消息的那天，王璐正躺在床上給最小的孩子喂奶，老伴從外面回來，告訴她“你快起來，復習功課”。王璐當時就犯難了，經歷那么多波折，沒想過會再繼續搞專業研究，連字典也賣了。最后王璐只好抄字典，四處翻閱書籍，一點一滴復習，將專業知識重新撿起來，隨后進入了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

在尼泊爾鄉下考察時過吊橋

　　不久后，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等機構支持下，成立了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所，王璐到此工作直至退休。1993年，國家教委任命王璐為高級訪問學者，委派至尼泊爾最高學府蒂里布文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工作。王璐很珍惜這次機會，五十多歲的她，依然滿懷熱情地投入到尼泊爾的工作中，沒日沒夜，也因此患上了糖尿病。

　　從國內各地的田野調查，到國外的學術交流，王璐自己總結心得，在研究領域，她不但寫了許多論著，還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思想。

　　 “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在眾多的歷史史料中她發現，其實有時候，“少數民族更離不開少數民族。”于是王璐便寫文章努力論證這第三個離不開的思想。俄羅斯和中國同為多民族國家，在王璐看來，二者國內民族關系的狀況大不相同。俄羅斯的多民族好比“過年做的壓肉，它是用外力壓制在一起；而中國則像一鍋粥，是臘八粥、八寶粥，各種配料長期在鍋里，在中國這塊版圖上，經過長期的生產勞動、各種外侵內戰、天災人禍就那么熬啊熬，最后融合在一起。”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也曾提出過一個說法——人們總說中央如何管轄下面，但從來不說五十六個民族如何共同締造這個國家。“一個家庭的兄弟姐妹，你耕地，他開礦，共同抵御外力侵略”，王璐認為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以及少數民族之間全都存在一種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各個民族，就像兄弟姐妹一樣，互相幫助，你也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你，其中宗教文化也像紐帶一樣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在歷史上，清朝的康熙、乾隆，不修長城，改修外八廟。實行“不召自至”，用宗教的力量凝聚百姓。有名的實例莫過于土爾扈特蒙古族部落的回歸。明朝時期遷徙至伏爾加河畔的土爾扈特部落，信仰藏傳佛教，每年都回來朝拜。清朝時，終由于不滿沙皇對自己信仰的干涉等原因，歷經艱辛，舉部落回遷。乾隆皇帝感動至深，特在新疆為其劃了一塊水草豐美的土地供其繁衍生息，并在承德立了一塊無字碑。

　　如今安享晚年的王璐，常對人感嘆，這一生，自己有與西藏不解之緣的經歷已足矣。現在每天，王璐都會接到來自西藏日報的老朋友、在西藏工作的學生的電話；而收看西藏衛視當天的新聞聯播則成了她每晚臨睡前雷打不動的習慣。

　　“人雖然回來了，但我的根還在西藏”。王璐至今難忘自己在西藏度過的那段青春歲月和藏族人民的熱情善良。她最終的心愿就是，將來把自己的骨灰埋到雅魯藏布江畔的樹下，讓她永遠能夠看到她一生最為眷戀的第二故鄉那遼闊的藍天、滾滾的白云、潔白的雪山，能夠聽到雅魯藏布江的濤聲和那江邊悠揚的打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