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蘭教，約于公元七世紀中葉開始由阿拉伯傳入中國。經過長期的傳播、發展和演變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回顧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我們看到是中國和阿拉伯的使者、宗教家和商人架起了中、阿兩大地區間經濟、文化和宗教交流的橋梁，是他們把這一具有世界影響的宗教移植和傳播到了中國；同時也把古老的中國文明帶到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因此當我們閱讀中國和阿拉伯歷史的時候，我們會深深的感到：中、阿友誼源遠流長，伊斯蘭文化在中國歷史悠久，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取得了成功。

據中國史書記載，唐宋兩朝是伊斯蘭教在中國內地開始傳播的時期。然而促成這一偉大歷史事件形成的是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早已存在于中西方之間的“絲綢之路”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重要載體，是它縮短了中西方的距離；是它把東西方文化加以聯系，還是它在把古老的中國文明介紹到西方的同時，也把伊斯蘭教的哲學思想和西方的文明帶到了中國，為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國傳統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

唐代是我國歷史上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由于它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它與阿拉伯國家的友好交往也呈現了一個高峰，據《舊唐書》記載：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遣使來唐朝貢；我國史學界一般以此年為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標志年。我國史書上還記載，自永徽二年(651)至貞元十四年(798)年間阿拉伯來華使節達39次之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來華經商或旅游者更是絡繹不絕。頻繁的友好交往和經貿往來，一方面促進了中國和阿拉伯、波斯地區間業已存在的傳統友誼，另一方面也為把伊斯蘭教帶到中國，使之在這里傳播和發展創造了條件。阿拉伯、波斯的商人和旅游者往來中國的路線是：從陸路來的自波斯經我國的新疆沿絲綢之路到達內地長安和洛陽等地；從海上來的則由波斯灣出發繞馬來半島到達我國東南沿海各商阜城市。我國史書還記載了阿拉伯、波斯商人在長安及沿海各地經營和生活的情況。他們在唐、宋王朝的許可下，生活在廣州、揚州、泉州、杭州和長安、開封、洛陽等地，被稱之為“蕃客”或“土生蕃客”；他們按照自己的信仰和風俗習慣過著平靜的僑民生活，在那里興建清真寺和墓地，不少人久居不歸，與當地居民通婚，繁衍后代，逐漸形成了早期中國穆斯林群體。他們堅守伊斯蘭教信仰和文化，為了不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其他宗教發生沖撞，特別是便于過宗教生活，他們相對聚居，自成社會，不向外傳教，盡力與中國的經濟文化環境相協調、相適應，從而獲得了較為寬松的生存空間；歷史上揚州和杭州等地曾居住著數十萬阿拉伯人，沿海地區著名的四大清真寺就是這一時期中亞穆斯林在我國生活的物證，他們在堅守自己的信仰他們還不斷地把中國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先進科技帶入阿拉伯并介紹給西方，成為中世紀的科學文化使者。

元明兩代是伊斯蘭教在中國廣泛傳播和全面發展的重要時期。宋朝末年，強大的蒙古汗國征服了中亞和西亞信仰伊斯蘭教的各個國家和民族后，又于1258年滅亡了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他們把在戰爭中俘虜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編入蒙古各部的“探馬赤軍”，來華參加蒙古征服和統一中國的戰爭。被簽發或遷徙東來的阿拉伯人中有軍士、工匠，也有一些宗教學者和社會上層，總人數約幾十萬之眾；他們隨蒙古軍隊來到中國各地，史書上稱他們是“上馬則備戰斗，下馬屯聚牧養”，特別是當蒙古軍勝利后建立了強大的元朝，中國出現了政治經濟發展的新時期。此時中西交通大開，兩地的經濟貿易往來頻繁，國家關系友好，給伊斯蘭教東傳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元朝時中亞、阿拉伯商人大量來華，他們和唐宋時期來華的大食、波斯人的后代都是穆斯林，此時他們被中國人統稱為“回回”或“木速蠻”(Musliman)成為元代色目人中的重要成分。這些從中亞來的穆斯林此時已“樂居中土，皆以中原為家”，“不復回首故國也。”因此《明史?撒馬爾罕傳》中說：“元時回回遍天下”。著名的西方旅行家馬可波羅和摩洛哥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他們的游記中提到了元時回回人遍及全國各地清真寺處處可見的事實。今天我國東南沿海的主要城市和西安、北京，京杭古運河沿岸都曾是中亞穆斯林云集之地，至今這里仍保存著許多那個時期遺留下的古老的清真寺和阿拉伯先民的墓地。在政治、經濟、文化和通婚等因素的影響下，元代蒙古族、漢族和維吾爾族人歸信伊斯蘭教的不在少數。他們在歷史上都被稱為“回回”人。大量的史料證明：元時伊斯蘭教在中國已經形成相當的規模。歷史還證明，元代的回回地位僅次于蒙古人，他們在國家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均占有重要位置，他們中的優秀者還躋身于元代統治者之中，由于元時對穆斯林的寬容政策，穆斯林在這個時期對國家的貢獻也十分巨大，他們在天文、歷法、醫藥、建筑等領域里成就最為突出。著名的《永樂敕諭》就是明成祖頒布的更為明確的保護伊斯蘭教的詔令，此后明太監、穆斯林航海家鄭和奉命率隊七下西洋，并派人來到伊斯蘭教的圣地麥加，繪制了“天房圖”。這些都足以證明元代中國伊斯蘭教的模式已基本確立，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群體也已形成，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穆斯林聚居區已出現在廣大的城市和鄉村，元代中國伊斯蘭文化體系已初具規模。

元末明初回族已形成，并成為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重要載體之一。我國學術界認為，明末清初是中國伊斯蘭教的成熟時期。此時伊斯蘭教也已為回回民族以外的幾個少數民族所接受。回族穆斯林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成員，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使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化在穆斯林中得到傳播和發展，必須解決伊斯蘭教人才缺乏的問題，這一時期的中國穆斯林的先賢們開始注重和發展伊斯蘭教育。明嘉靖年間陜西回族穆斯林學者、教育家胡登洲先生(1522-1597)倡導的伊斯蘭經堂教育的出現，對中原和西北的廣大地區影響深廣，使伊斯蘭教宗教教育和伊斯蘭文化在中國獲得較大的發展。經堂教育是以清真寺為中心，在清真寺傳習伊斯蘭教經典、培養宗教人才的學校和專門的教育制度的統稱。在多年的實踐過程中，這種教育體制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出現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較為完整的教學體系。與經堂教育幾乎同時出現了以南京和云南為中心的漢文譯著活動，歷史上稱這一時期是中國伊斯蘭學術文化的開創和奠基階段，活躍在這一時期的穆斯林學者王岱輿(約1560-1660間)、馬注(1640-1711)、劉智(約1655-1745)、金天柱(1736-1795)、馬復初(1794-1874)等人被尊稱為“學通四教”、“中阿兼通”的“回儒”，他們以儒詮經，著述和翻譯了大量伊斯蘭教經籍，他們用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方法解釋伊斯蘭教教義，從而形成了中國伊斯蘭教宗教哲學體系，他們的辛勤耕耘促進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進程。由于此時中國通往中亞和西方的道路十分暢通，中亞、西亞的蘇非派傳教士來到我國西北地區傳播蘇非教義，更有一些國內穆斯林從國外學成歸來，也帶來了蘇非派關于現實虛幻，凈化靈魂，人主合一的思想主張，門宦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出現在中國穆斯林社會，并在以后的若干年里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我國西北地區先后出現過33個大大小小的門宦，從某種意義上說，門宦的形成極大的豐富了中國伊斯蘭教的形式和內容。

新疆地區各族人民群眾接受伊斯蘭教的時間大約在10-11世紀前后。這一地區的群眾接受伊斯蘭教的方式與內地有所不同，這種方式不是在有了廣泛的穆斯林群體后推進伊斯蘭教傳播的，而是首先在王朝貴族、達官顯貴們歸信了伊斯蘭教后，在其臣民中傳教，突出了伊斯蘭教政教合一的特點。在歷史上新疆各族穆斯林同內地穆斯林一道反抗清朝政府的剝削壓迫和民族歧視，在生產和生活中也創造了具有濃郁的新疆各民族特點的文化藝術，極大的豐富了中華民族文化和中國伊斯蘭文化。特別在近現代歷史上，新疆各族穆斯林也受到“教育救國”口號的影響，與回族穆斯林共同創辦新式經堂教育，他們也為宏揚伊斯蘭傳統文化作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貫徹落實，中國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得到了憲法、法律和政策的保障。目前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有十個，他們是：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塔吉克族、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人口總數約2000萬。我國穆斯林人口分布情況歷來是“大分散，小集中”，全國有清真寺34000多座，阿訇、毛拉45000多人。我國穆斯林在信仰上屬于遜尼派，在教法上遵從哈乃斐學派。此外，自明末清初以來，中亞、西亞的蘇菲主義教義不斷傳入我國西北地區，后逐漸形成門宦教派(在新疆稱之為依禪)。各門宦教派都以一宗教領袖為中心，管理清真寺教務，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存在模式，為中國伊斯蘭教教派活動增添了新的內容。盡管他們屬于不同的教派和門宦，但是他們能夠在平等、團結的環境中分別從事各自的宗教文化生活，帶領各族穆斯林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