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作為政治力量，應該成為我們自己政治力量的組成部分；宗教作為社會系統，應該成為我們當今和諧社會的有機構建；宗教作為文化傳承，應該成為我們弘揚中華文化的積極因素；宗教作為靈性信仰，應該成為我們重建精神家園的重要構成。

　　我們理應將中國的宗教視為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一種正常方式，視為中國人精神生活有機而鮮明的構成之一。

　　宗教周刊：卓先生，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宗教周刊》的訪談。據我們了解，您最近特別關注宗教、信仰的文化戰略意義問題，能否請您詳細談談宗教與文化戰略的關系？

　　卓新平：在貫徹執行黨的十八大精神，努力構建中國和諧社會的當代發展中，文化問題凸顯，并已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在我們關注我國的文化發展和文化繁榮時，自然會思考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宗教、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這些問題。一方面，人們深感當前社會建設、尤其是文化建設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時期已經處于急迫需要的狀況，社會需要一種中華文化精神的重振，否則整個社會發展會因這一“短板”而受到巨大影響。但另一方面，人們在信仰、宗教、文化等問題上有著思想上的混亂、觀點上的分歧，很難在目前多元認知的情況下達到“求同”、“共識”。雖然我們在制定政治、經濟等發展戰略上占有明顯的優勢，已經有了頗為強大的“硬實力”，而在文化精神的弘揚、文化戰略的制定上卻顯得尚未到位，其結果是在文化“軟實力”上很難與政治、經濟的“硬實力”相平衡，人們已很難找回中華民族以往曾有的文化精神，而在鑄就新的文化精神上卻又尚未達成共識。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妥善解決，那么我們當前的改革發展就會像一個“跛足”的巨人，在整體格局中出現“短板”，歸根結底會制約、影響到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我認為，我們今天在加強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時，應該從文化戰略的意義上特別注意宗教、信仰等涉及我們精神深層次的問題。

　　宗教周刊：對宗教如何理解，將直接影響到我們對宗教在文化戰略中的意義的認識。那么，您是如何評價當前我國的宗教狀況和社會對宗教的理解的？

　　卓新平：應該承認，我國宗教發展正處于最好的時期，有人將之稱為“黃金時期”；社會對宗教的理解也有了很大進步。去年，黨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印發了《關于鼓勵和規范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意見》，我國宗教界在公益慈善福利事業上也有更積極的參與，其愛心、善舉受到了社會的普遍好評。這種積極的社會參與，開始使中國社會及廣大民眾重新認識宗教的意義，審視以往關于宗教的形象。不過，從現狀來看，當前宗教界社會服務和公益事業的參與并無穩定性、規律性，亦未形成其相關的制度、規范。雖然一些宗教機構下設相應的社會服務組織，卻規模不大，工作不經常，時斷時續，甚至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處于一種在法律上、政策上、社會輿論上都“名不正、言不順”或“半公開、半隱蔽”的尷尬局面。這種現象說明，對宗教的客觀認識及正確理解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而上升到文化戰略的意義上來看，正確解決這一問題已十分必要和迫切。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到改革深化、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其確保可持續發展也已經處于攻堅戰的階段。目前國際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國內各種矛盾亦有趨于多發的態勢，尤其是民族宗教問題，因為理論及實踐上的新情況而變得更加復雜。人們對之眾說紛紜，難達統一；而我們現行的一些理論與實踐在其內在邏輯上也出現自相矛盾、相互掣肘或實際對立的現象；不少“知”與“行”既不符合中國的真實國情，也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精神和科學方法相違背；一些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提法及做法正在損害馬克思主義的聲譽，影響我們宗教信仰自由基本方針的貫徹執行，也破壞了我們國家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宗教適應、基層穩定的努力。一些人仍習慣于“拿來主義”，在許多關鍵的理論認知和實踐指導上只是沿著西方各種理論學說來“跟著說”，充其量也只有簡單的“接著說”，卻沒有獨立自主、體現創新和開拓的“自己說”。針對這一狀況，我們有必要對我們的思考、理論及相關政策加以冷靜、科學的分析，進行必要的澄清、梳理、調整和完善，爭取在這一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也能完成我們理論形態、思想認知、實際政策上的相應轉型或提升。在這些方面，我們應該有適合中國國情和現實“世情”的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應該尊重歷史發展、現實存在的客觀規律，應該建立起系統的、創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及其核心價值觀，應該形成有利于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和諧文化戰略及其科學部署；都需要我們解放思想、轉變觀念。面對緊迫的現實需求，這種具有戰略意義的調整和轉型實際上已是刻不容緩，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有所作為。

　　宗教周刊：您為什么把宗教、信仰與文化戰略直接關聯起來，把宗教擺放到那么高的地位？請具體談談您的想法。

　　卓新平：在文化創新中，制定相應的文化戰略至關重要。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核心在于形成能夠振奮全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不是單純在于文化產業的發展。在我們“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時，信仰及宗教是可以發揮作用的，至于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則在于信仰及宗教與我們的當代社會究竟能夠如何雙向互動、形成呼應，也在于我們的社會民眾今天如何理解信仰及宗教。如果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要想獲得一種光明的前景，真正做到以“美麗心靈”來實現“美麗中國”的景觀，給世界塑立當代中國的美好形象，則必須“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中不可避免地要包括信仰及宗教因素。過去我們太多強調自己的傳統文化和宗教的負面意義及作用，使之成為精神負擔而壓得我們自己喘不過氣來。這種狀況應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徹底改變，而且越快越好。同世界其他偉大民族一樣，我們必須站在自己文化傳統的厚重實地上來挺直腰板，抬起頭來，為我們的文化自豪，讓我們的文化得以實實在在地傳承和弘揚。同理，我們也理應將中國的宗教視為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一種正常方式，視為中國人精神生活有機而鮮明的構成之一。我為此而經常強調，“宗教作為政治力量，應該成為我們自己政治力量的組成部分；宗教作為社會系統，應該成為我們當今和諧社會的有機構建；宗教作為文化傳承，應該成為我們弘揚中華文化的積極因素；宗教作為靈性信仰，應該成為我們重建精神家園的重要構成”。所以，讓宗教“脫敏”，不再把宗教視為中國社會的“另類”，應該是我們當前中華文化重建中的重要思路之一。宗教作為精神文化現象是全人類的普遍現象，也是世界文明歷史的重要構成，我們有著悠久文明傳統的中華民族沒有必要在宗教問題上跟全世界過不去，更沒有必要跟我們自己的宗教文化傳承和當今社會現實過不去。這種積淀百年的心結應該解開了，好迎接我們中華民族和諧通融的全新發展。這種跟宗教“擰著”的神經也應該放松了，好使廣大普通民眾能夠輕松、自由地享受其精神生活和保持其文化民俗。

　　宗教周刊：這里您談到宗教與現實政治的關系，那么，應如何正確理解宗教與政治的關系呢？對宗教應該有什么樣的政治關注？

　　卓新平：宗教因與政治的復雜關聯而有其社會問題，但與政治相關的社會現象非常之多，所以，我認為我們沒有必要單獨將宗教凸顯出來作為進行“政治斗爭”的考量，由此避免陷入“制造敵情”、“擴大敵情”的發展怪圈和惡性循環。對宗教問題，應從整個社會進步、民族和諧、文化發展和走向世界的視野來認識，積極引導和疏導，而不必“草木皆兵”、過度緊張。其實，在過去的五六十年來，我們對政治本身的認識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層面的寬容、包容、團結合作也是今天社會所鼓勵的。因此，即使在宗教與政治的關系上，我們也應該有更為積極、更加和諧的舉措。在約百年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中，我們對世界宗教及中國宗教的認知曾陷入誤區，從而使民族文化的發展受阻，尚未建立起真正能夠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新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卻迄今仍對世界各族有著無限的魅力和吸引力。由此可見，“新文化”不是建立在“虛無”之上，也不是純為“拿來主義”的從外引進，而必須是基于我們自己文化傳統的弘揚與創新。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認識有必要經歷一種“再啟蒙”的洗禮，以便能夠擺脫虛無主義、空想主義、拿來主義的纏繞，重新回到我們的社會文化現實，站立在中華文化堅實的大地上。這也是我們今天的政治文化必須要認真思考的。過去，我們曾因政治的考量而對宗教有過警惕及防范，但同樣也對之有過團結及“統戰”的舉措。今天，從政治意義上也更需要我們團結宗教，使宗教在加強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及鞏固我們的精神家園上起積極作用。其實，我們應以對宗教的同情性精神理解、積極的社會評價來使宗教成為我們的同路人、一家人。否則，光靠經濟利益的驅動或行政手段的強勢壓力，而沒有心境上的溝通和共鳴，對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作用會微乎其微。

　　由于對信仰的認識不清、對宗教的把握不準，我們的社會文化正潛藏著深層的精神危機，而消除這種危機，理順我們社會的精神信仰關系，在今后5到10年則極為關鍵。

　　宗教周刊：那么，在當今的“現代性”社會環境中，我們制定文化戰略時，應該如何客觀地看待宗教、信仰的作用？

　　卓新平：文化戰略旨在動態的文化發展、文明進程，是一種對未來發展的考量。文化是一種進行時，而不是一種靜態。文化不只是保持傳統的責任，而更是發展、創新的任務。正是在這種文化的行進中，我們必須有所作為，從而能更新、發展和創造。當然，這種文化思考有著整體關聯，應將相關文化進程的過去及現在串聯起來考慮，才可能以歷史視域來展望未來發展。對當代中國來說，文化戰略所思考的也是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轉折，從而使中國文化具有能動、富有活力的可持續發展。這在信仰、宗教等精神意義的理解上尤為重要。因此，我們的文化戰略理應將中國文化發展作為從古到今一條動態的連線來考量，對其中的文化本真及其歷史發展規律，以及對其中宗教的發展變遷及其與傳統文化和當代社會的關系，都應該有辯證的認識。

　　因此，中國的文化戰略也必須注意到其時代性和開放性。而這種關注首先就應該看到并承認文化的多樣性和精神世界的多元性，人類文化的趨向統一也只能是一種多元的共在，恰如中國文化傳統所體驗的“多元求同”、“多元通和”那樣。世界多樣性的存在或共在已經成為當代人的共識，在我們所面臨的這一重要時代機遇和戰略轉折期，正視并巧妙地處理好這種多樣性的共在，是一種政治睿智。在政治、文化、精神及信仰上仍想奢求一種“一元的獨在”，已是一種僵化的思想和不明智的選擇。向多樣性開放并從這種多元中學得自身發展的最佳可能，才是當代文化的可行之途。在國際社會共在的努力中，我們倡導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而在我們的文化共建中，我們也必須要有“精神”、“信仰”共同體的思考。其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在經濟文化上已有很大的開放和很多的吸納，不過，我們不能夠僅滿足于物質技術和經濟模式及其游戲規則的吸納，也不能僅是看到“可樂文化”或“好萊塢文化”在我們社會市場的風行；為了防范我們的當代文化變得流俗和膚淺，我們也必須注重精神文化的開放性和多樣性，必須在信仰、宗教等精神深層次的認識上具有開放性、時代性和深刻的體悟及把握。由于對信仰的認識不清、對宗教的把握不準，我們的社會文化正潛藏著深層的精神危機，而消除這種危機，理順我們社會的精神信仰關系，在今后5到10年則極為關鍵。所以，當代中國文化的動態發展及其戰略轉折，需要從文化戰略的意義上認真思考并梳理我們對信仰、宗教的認知及態度。

　　宗教周刊：那么，請您談談對信仰、宗教的理解，以及其在當代中國有什么意義？

　　卓新平：這是當代中國社會及其理論界、學術界頗為糾結的一個問題。人們究竟有沒有信仰、需不需要信仰，這也是在公眾討論中認識不清、爭議很多的一個焦點。其實，信仰是人類本性的內在構成，與人類從古到今的發展密切交織。信仰之所以成了問題，乃是中國近現代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及認識問題，是中國人在其精神生活中顯現出的某種識別迷惘和方向感的迷失。不可否認，信仰問題已經成了制約當前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信仰缺失或扭曲在當今公眾社會生活中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中國人的精神家園的構建和其人格心性的塑造，因此，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具有現實意義和思想意義，很有必要對之加以認真梳理和透徹澄清。有些人只是從負面來看信仰，然而，中華民族的振興，是需要信仰的指導和支持的。

　　同樣，宗教是什么？中國人有沒有宗教、需不需要宗教？這也是人們仍在爭論、難達統一的問題。尤其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宗教應該怎樣看，對當今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宗教應該如何定位，都是目前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沒有解決的問題。由于對宗教的理解涉及到對其政治及社會評價，非常敏感，故人們也極少或難以從文化層面對宗教加以較為透徹地評說。這里，除了對宗教的價值判斷及社會定位之外，人們至少在兩個問題上還存在著明顯分歧，一是當今世界的宗教發展究竟是“復興”還是“衰落”，二是當前中國的宗教存在究竟是較為普遍的現象還是個別地區、少數人群的現象，中國的宗教是否因“恢復”而出現了迅猛發展的“復興”。這種對國際國內宗教現狀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對宗教的理解問題。其實，對宗教如何理解，已直接影響到我們文化戰略的思考和制定。由于目前我們的文化戰略中尚沒有宗教文化的地位，我們的文化“軟實力”構成中沒有考慮宗教的因素，在世界范圍的文化戰略、文化博弈、文化浸潤中，我們的文化“走出去”仍處于弱勢，我們的宗教文化所發揮的作用也仍然微乎其微。而中外關系上“黃金紐帶”的維系、“絲綢之路”的開拓，都與宗教相關。所以說，我們必須從世界范圍、特別是從中西交往與對峙、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系及對中國的影響等方面來認真考慮宗教與文化戰略的關系問題，并把重點放在中國宗教與文化戰略的基本構思和實施上。

　　宗教周刊：能否請您更詳細地談談宗教作為信仰體系的特點，以及我們對待宗教應有的理性態度？

　　卓新平：宗教作為一種信仰體系，其突出特點是其信仰會影響到信仰者的社會存在及社會行為。這樣，在社會層面就有一個如何管理或治理社會中的宗教組織及宗教行為問題。特別是在中國這一具有各區域共構“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各民族共聚“大家庭”的文化傳承中，對宗教的社會審視就顯得格外重要，我們的政治考量也理應謹慎和周全。對于宗教必須有一種根本性的認知和客觀真實的評價，而不能滿足于對宗教實用性、功利性、隨意性的掌控和利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需要我們歡迎宗教積極參與，而絕不能輕率地排拒宗教。如果繼續保持對宗教的政治敵意和社會歧視，那么我們自己的文化體系就肯定會出問題，而我們在國際舞臺上和世界文化交流中也會陷入孤立、無友的尷尬。基于當前“全球性”的視野，我們對宗教的看法及處理必須慎之又慎，必須要有正確的選擇。

　　沒有信仰、宗教的文化乃是一種空洞、虛弱、失魂的文化，在這一意義上，信仰、宗教、文化這三大范圍是我們思考宗教與文化戰略的基本定位，也是需要我們解決其根本問題的主要領域。

　　宗教周刊：那您對宗教、信仰的文化戰略意義問題有何展望和思想架構？

　　卓新平：我正在撰寫《中國宗教與文化戰略》一書，試圖對此加以說明。信仰、宗教都涉及到人類的精神文化問題，所以我們在涉及這些精神領域時，應該要有文化意識，要從世界文明的包羅萬象、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上來看待人的信仰及宗教。關心、重視文化和精神發展，也是黨的十八大所特別強調的。習近平同志在談及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時曾指出，“我們要繼續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豐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只有文化的健康發展，才能真正保障相關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文化共同體存在乃是我們政治主張得以暢行和持久的重要基礎和前提條件。精神文化是我們社會的靈魂所在，也是我們發展的活力所依。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保障文化發展、形成文化軟實力的文化戰略及相關舉措。對此，理解文化的本質及其基本構成要素，就有其獨特的意義及價值。

　　文化戰略的思考首先必須基于對文化的理解、判斷和把握，也就是說，思考者應該“有文化”、“講文化”。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一定要走出僅從“產業”、“產能”、“產銷”及“產效”來衡量文化、利用文化的狹隘境界，而必須把重點放在文化精神的塑造及弘揚上，讓當代中國人真正講文化、有文化，體現我們中國作為文化大國、禮儀之邦的精神風采和悠久傳承。我們對文化的現實需求首先并不是文化“產業”、文化“產品”，不要把文化染上“商氣”。文化最重要的是對我們社會精神、對我們民族靈魂的鑄就，所以我們要把文化作為“事業”、“使命”來抓。這自然會涉及到文化領域中的宗教、信仰等方面。同樣，我們對宗教也應該有文化的審視和考量，不能只想到“宗教經濟”，把宗教僅僅作為可能贏利的產業或商品。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信仰、宗教的文化乃是一種空洞、虛弱、失魂的文化，其膚淺使之沒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及能力，使我們的社會缺少潛在的精神力量。這種淺薄的文化形式雖然能熱鬧一時，達其轟動效應，卻不可能持久，而只會如過眼煙云、曇花一現。我們決不可陶醉于這種表面看似“繁榮”的文化泡沫，在其短暫的五顏六色面前感到眼花繚亂、隨之失去理智，而必須有著清醒的文化思考、冷靜的文化分析、睿智的文化決策。在這一意義上，信仰、宗教、文化這三大范圍是我們思考宗教與文化戰略的基本定位，也是需要我們解決其根本問題的主要領域。

　　人物檔案

　　卓新平是宗教學專家、我國基督宗教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及領軍人物。1955年生于湖南慈利，土家族，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1年獲得該院哲學碩士學位；1983年留學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系，1987年獲得該校哲學博士學位，并于1988年回國；1992年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1993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基督教研究室主任；1998開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至今。

　　由于在宗教學領域研究成果卓著，1988年卓新平被接納為德國宗教史協會終身會員；1991年被評為“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回國留學人員”；1996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并入選為歐洲科學藝術研究院院士；2001年當選為中國宗教學會會長，并于2006年連任至今；2000年至2004年，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研究理事會副主席；2006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是首批學部委員中最年輕的一位。

　　卓新平在2007年12月參加了第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與中央民族大學牟鐘鑒教授共同就“當代世界宗教和加強我國宗教工作”問題進行了講解；2008年任國務院學位辦哲學組成員；2011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

　　卓新平已出版個人專著25部，與他人合著著作約10余部，主編及聯合主編著作40部，發表中、英、德文學術論文200余篇，其他文章100多篇，并主編多套學術研究及翻譯叢書。　　

　　卓新平是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民族委員會委員，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在全國人大十二屆一次會議上，卓新平擬提出“加強中華民族文化意識，凸顯中國文化精神”的建議。卓新平認為，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在當今方興未艾的中國文化建設中，應把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核心事業來推動，關注起著中國發展“潛在的精神力量”作用的文化意識和文化精神建設。他建議研究并提出能集中體現中國文化精神的“關鍵詞”，展開對中華文化核心精神的系統理論探究，建立能凸顯中華文化意識及精神的教育和研究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