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生活十多年的原文化部部長、作家王蒙，始終忘不掉這片他摯愛的土地。7月1日，王蒙在中央黨校新疆班進行演講，以拉面開篇，論述中華民族一體多元的文化特征，并援引一句南疆農民的話，“如果你的馕放得太高夠不著，可以踩著《可蘭經》去夠，如果你的《可蘭經》放得太高夠不著，你不可以站在馕上去夠。”王蒙表示，新疆應當“搭上‘現代化’這輛快車”而伊斯蘭教也應當走向開放。

　　以下為王蒙演講實錄：

　　給新疆班講課，多少有點老鄉對老鄉的感覺。我主要講兩個問題，一個是中華文化生態與新疆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地位，另一個就是現代化與民族傳統文化。

　　從“拉面”看中華文化的一體

　　中華文化是一個多民族的文化，又是一個以中原地區漢族文化為主體的文化，對這樣一種文化我們有一種描述是，它是一種一體多元的文化。

　　一體就是我們都屬于中華文化，說中華文化的時候，一定不能說它就是漢族的文化。

　　生活中各種文化是相互交融的，當我說新疆人民的生活有很多受漢族的影響時，絲毫不意味著沒有了維吾爾人和新疆的特點。任何一種東西，當它傳播到一個省區或者一個民族，它必然要本土化。

　　以拉面為例。不但新疆的拉面與北京的拉面不一樣，與北京現在到處掛著牌子賣的蘭州拉面也不一樣;而且南疆的拉面與北疆的拉面也不一樣，南疆的拉面一條長長的，象盤香一樣，一圈一圈轉著，估計一條就能煮一鍋。北疆就簡單多了，就切成大一條，然后拉成面煮著吃。所以不要過多考慮它的來源，很多來源是說不清楚的。

　　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誰掌握了就是誰的。

　　實話實說，馬克思主義到了中國都要本土化，那個拉條子到了新疆能不本土化嗎?拉條子到了喀什噶爾，還能一樣嗎，當然不一樣了，它的樣子不一樣，味道也不可能一樣了。

　　所以，文化是互相影響的，它是多元的。但是文化又是一體的，是什么意思呢?在整個中國，不管是各省也好，自治區也好，邊疆地區也好，我們的傳統文化里有一些十分靠攏的，或者十分一致的價值追求，精神的走向，精神上的追求。

　　我們應怎樣概括中華文化這種多民族文化在精神上的趨向、精神走向與要求?我概括為32個字：敬天積善，古道熱腸;尊老宗賢，崇文尚禮;忠厚仁義，太平和諧;勤儉重農，樂生進取。

　　新疆的農民，尤其是南疆的農民說，如果你的馕放得太高夠不著，可以踩著《可蘭經》去夠，如果你的《可蘭經》放得太高夠不著，你不可以站在馕上去夠。

　　這是對農業勞動的尊重。這種尊重還表現在新疆文化上，新疆的文化是一種樂生的文化，認為人活著應該快樂。活下來了，難道還不快樂嗎?這是孔子的思想啊。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開心的時候，就忘記了憂愁。這是一種樂生的精神。

　　這些地方都說明，我們中華文化是有整體性的。我們與西方強調競爭，強調勝負，優勝劣汰不一樣的。

　　當然，我們的文化又是多元的，首先語言不一樣，維吾爾語，是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是與漢語不一樣的。我們的造句是主謂賓，維語是主賓謂。不一樣才好啊，才能豐富多彩。

　　我在新疆生活觀察到的生活習慣等方面的不一樣太多了。漢族人縫扣子，針向右外側拉，而維語人是往左肩方向內側拉。漢族的木匠推刨子是往前推，維族木匠是往自己方向拉。

　　我認為，“尊重差異，互相交流，互相包容，互相欣賞”，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理念。不是因為有差異我就討厭你，我就看不起你。如果沒有差異，生活還有什么意思。

　　我還愿意非常直爽地討論一個問題：伊斯蘭教走向開放還是排他?

　　我對穆斯林有非常欣賞的地方。第一講衛生，不斷地讓你洗手，從早到晚。伊斯蘭教把這個清潔作為核心價值來看待，非常重視。其次是他們非常重視慈善，特別提出要施舍。

　　你自己有什么東西，別人需要的時候，你要給他。伊斯蘭教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不崇拜偶像。在這些方面，伊斯蘭教與天主教、佛教一起，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之一，對人類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但我們同時又要看到一個重要的問題，伊斯蘭教究竟是向開放上走，還是向排他方面走。現在有很少數的人，這些人當然不能代表伊斯蘭教，但他們在向排他方面走。

　　新疆維吾爾人接受了伊斯蘭教以后，把宗教與這塊土地結合起來了，它是一個世俗的宗教，不是一個神權的宗教。新疆是世俗社會，是一個熱愛現實生活的社會。我們完全可以放開頭腦，接受各種不同的思想。

　　新疆各族人民要搭上現代化這輛快車

　　現代化已經是一個常用的詞，但是中華文化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是非常艱難的，可以說是非常痛苦的。因為中國的地理環境與歷史境遇很特殊。

　　中國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在幾千年以前已經有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相當精致的文化，這一個中原文化，東面、南面都是大海，當時的中國人沒有到海的對面去看看都有些什么的探索開拓的思想，而認為那里就是海。

　　北面、西面、西南面就是少數民族，而顯然這些少數民族的文化都沒有中原文化那樣發達。這樣就養成中原文化的一種驕傲、沉醉和一種自我欣賞，乃至于一種盲目的自大與自信，認為周圍地區的文化都是不發達的，甚至于也沒有民族與國家的觀念。

　　過去說的國，是諸侯國家，天下就是整個中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近的近一千年里，兩個朝代都不是漢族人做皇帝。一個是元朝，一個是清朝。

　　但是一些過去離中原遠一點的這些民族，這些同胞，他們來當了皇帝后，整個民族都融匯到漢族文化中去了。所以漢族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文化產生過懷疑，從來沒想過自己的文化會被別的文化吃掉。

　　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為止，突然發現還有那么強大的文明，有那樣強大的武器，你那些刀槍劍戟、那些土炮根本無法相比。在謝晉導演的電影《鴉片戰爭》里，清朝的人看到英國的軍艦以后，他們的反應是“大清國的克星到了”。

　　辛亥革命以后，大革命勝利前夕，清末最有名的學者王國維自殺了。他懂英文，懂德語，他最喜歡德國的哲學家叔本華。他為什么自殺?因為中國正面臨“幾千年未有之變局”。像他這樣深受到中華傳統文化所熏陶的人，看到中華文化面臨這樣巨大的危險，沒有了活路。這是陳寅恪對他的分析。

　　清末時候還有個著名的學者嚴復，他是留學英國回來的，他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他是個達爾文主義者。他的譯本翻譯得非常漂亮，以至于文革當中，全國已經不出版什么書了，毛主席提出來，你們印一些嚴復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吧。

　　嚴復將這本書翻譯介紹到中國來就是希望中國要自強，《天演論》講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萬物都為生存而競爭，在競爭中勝利了，就是被上天選中，可以繼續存在，如果失敗了，這個物種就要被淘汰。但他在中國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他非常痛苦，最后吸食鴉片而死。這樣先進、文明的一個人，他失望地死了。

　　所以到五四的時候，出現了各種非常激烈的言論。用胡適的話就是“我們事事不如人”，吳稚暉的說法是“把線裝書扔到茅廁里去”!左翼人士也一樣，魯迅勸年輕人不要讀中國書。錢玄同更激烈，建議廢除漢字漢語。我在想，這樣中國人該說什么話呢?改成說英文?一見面Hi!他更為激烈的說法是“人過四十一律槍斃”。

　　因為中國人很保守、很封閉，壞習慣很多，上完廁所不洗手，當然維吾爾人不這樣，還有隨地吐痰等，我不多說了。

　　內地，中原地區，漢族地區，為了現代化，流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淚，有多少人發瘋，有多少人自殺，有多少人殺人。因為處于兩難的境地，堅守，就是看著中國的文化積貧積弱，不堪一擊，任憑西方國家今天在這里宰一刀，明天在那宰一刀。

　　如果積極地學習西方的東西，又怕把自己的東西丟了，自己的文化滅亡了。那時有激烈的想法是要把承載中華傳統文化的漢字都取消了，漢字那么難寫，拼音文字多省事。

　　這樣的痛苦說明什么?就是一個古老的文化，面對現代化的時候，有一種焦慮，有一種緊張，有一種不安，有一種尷尬，有一種兩難。

　　直到1978年12月舉行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政策。當然在文革的后期，一次人代會上，周恩來總理已經得了重病，在別人代他念的報告稿中，就已經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問題。真正開始現代化的步伐，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經過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從1840年到1978年，經過了138年，從十一屆三中會之后又過了36年，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確實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有目共睹，無可辯駁，完全都不能想像，包括新疆。

　　我在新疆16年，那時在新疆想買一瓶啤酒都非常困難，烏魯木齊買過兩次。出行pikup(小車),那得多大的官才能坐啊。現在的生產力有了空前的發展，人們的消費能力也有了空前的發展，這些都不是問題了。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生活方式，都會帶來一些變化，都會面臨一些挑戰。從文化的觀點上，你會覺得現代化會讓人們付出一定的代價。

　　文化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每天都在積累。什么都是文化，現在我在這里講課也是文化，我們用的投影、麥克風、電腦、手機、MP3、錄音機，都是文化。我們每天讀的書，得到的信息，每天都在積累。但是我們更要看到文化的另一面，文化每天都在消失。

　　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16年，我1979年離開新疆到現在已經35年，當然，我離開之后又不斷地到新疆去，今年我已經去了兩次，去年也去了兩次。

　　新疆的文化就在不斷變化，既在不斷積累，也在不斷地失去。我非常欣賞新疆的一個風景就是水磨。新疆的一些河渠水量很大，水磨很多。尤其是伊犁，看水磨的多數是俄羅斯族的。

　　水磨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了，用電多方便。像用驢拉磨，就更少了，有粉碎機，有糧食加工廠，都用電了。甚至于有人告訴我，有些地方連坎土曼都不會用了。

　　我一聽大吃一驚。我喜歡說我是掄坎土曼的人，坎土曼是新疆農民最基本的勞動工具。但是現在各種工具也在發生變化，我在我的小說《這邊風景》里面專門描寫了打釤鐮。我不知道現在的人還會不會打釤鐮，應該不會像過去那么多，現在機械化了。

　　過去用釤鐮打苜蓿，一打一大片，很好看。我在別的地區很少看到有用釤鐮的。這個釤鐮有很高的文學意義，在《安娜?卡列尼娜》當中，描寫到小說的主角之一，農奴主列文與農奴一起打釤鐮的情形，而且還有一張插圖。

　　很多東西都在變化，很多說法都在變化。過去一講現代化的結果，就是全國一盤棋，全世界一盤棋。全世界是一個市場，不是兩個市場，是一個統一的市場。

　　我們維吾爾語的地位也感到受到威脅。你考大學，不會漢語你考得上嗎?你考公務員，不會漢語你考得上嗎?你到口里做生意，你不會漢語行嗎?你不但要學漢語，你還得學英語。

　　現在口里地區的人都是拼了命在學英語，有的是從幼兒園就開始學英語。現在政策有調整，不讓從幼兒園學了，我不了解這方面的情況。面對這樣一個連接起來的大的市場，我們的產業結構也會受到大的挑戰。

　　比如說伊犁，過去有幾種手工業很好，如做靴子。但是現在也有變化，我說得不對了請你們幫助補充。他們做靴子沒有溫州人做得好啊，沒有溫州人可以大量生產的經驗。

　　還有伊犁的坎土曼帽子也是這樣。很多傳統的產業正在重組或正在發生變化。原來和田有蘇州援建的絲綢廠，聽說也已經沒有了。

　　所以說，所有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都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對于文化來說，第一你得到了一些新的，第二，你失去了一些舊的。

　　在這種情況下，新疆的各族人民能不能搭上現代化的快車就成了關鍵。

　　如果說精通商品經濟的日本人來了，美國人來了，土耳其人來了，國內的溫州人來了，上海人來了，香港人來了，那么我們僅僅靠我們過去從左口袋向右口袋賣這個莫合煙、杏干或別的什么的經驗，能不能搭上這列快車?

　　所以，在文化上，現代化會帶來很多問題，會使有的人感到被劫，感到恐懼，至少感到不習慣。

　　這種新的問題如果又被境外的，被現代化甩下來的這么一批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變態、充滿了仇恨、絕望的人所煽動，那我們的文化該怎么辦?

　　本來我們是一種tamaxa的文化，結果變成了一種報仇雪恨的文化，我們本來是兄弟姐妹的文化，變成一種恐怖的，或者是一種黑暗的，陰暗的文化。

　　問題在于，我們不能拒絕現代化，不管現代化會帶來什么陌生的東西，不管現代化使我們產生哪些不安，拒絕現代化我們就被世界邊緣化了，被國家邊緣化了，拒絕現代化我們就永遠貧窮落后愚昧下去，就是自絕于地球，自絕于時代，自絕于未來。

　　同時，正是在現代化的快車上，我們要注意保護與弘揚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自己的特色，否則就是自絕于祖宗，自絕于人民。

　　尤其是新疆，尤其是南疆，那里有許多文化名城，珍貴文物。我希望包括內地的援疆工作人員，好好學習新疆的傳統文化，并且致力于保護這些文化遺產，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不可發生建設中破壞傳統的事情。

　　所以我有這樣的看法，除了暴恐分子，中央有中央的對策與辦法，我們還需要解決另一個問題，就是使新疆的各族人民搭上現代化的這輛快車。

　　只有在這輛現代化的快車上，新疆各族人民才能享受現代化帶來的一切利好，享受到對生活有利的東西，對人民有利的東西，我們也才有強大的實力來保護我們的傳統文化。

　　為什么中國現在文化上比過去自信得多?

　　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們在對外上就碰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所有發達國家都追著中國，要在中國建立文化中心，叫互設文化中心。我們當時的政策就是一個也不能設!你設了文化中心，就會對我進行和平演變，我又沒錢上你那里去設文化中心，我演變不了你。

　　可是現在呢，我們在全世界很多國家設立了文化中心，據說現在已經開業的就已經有16個。我們除了設立文化中心，還不惜拿出很多錢來，在很多地方設立孔子學院。體現出來的就是實力不一樣了，信心也不一樣了。

　　現在相反，我們設立了很漂亮的文化中心，而那些曾經追著要在中國設立文化中心的國家卻沒錢，沒能在中國設立文化中心。

　　現在北京設立的外國的文化中心有一些，有的還給我發郵件，比如說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德國的哥德學院，總共已經有7個，但我們在外面設立的已經有16個。你只有在現代化中有所成功，有所發展，才能減少你的文化焦慮，文化不安與文化變態。

　　最近有一件事讓我非常高興，我在北京認識了一個維吾爾族的年輕人庫爾班江，他是中央電視臺的攝影師，他在那里工作得也非常優秀。

　　他在全國采訪了110多個從新疆來的，在口里各地打拼的，多半是成功人士，也有正在打拼，還不那么成功的。有帶著孩子在讀研究生的，開餐館的，賣羊肉串的，大部分是在內地在現代化的大潮當中相當成功的來自新疆的各族同胞。

　　其中有一個美女，現在是阿里巴巴的高管，收入與威信都很高。在他們的身上讓人看到的是光明，不是黑暗，不是仇恨，不是焦慮，不是不安，不是尷尬，不是痛苦。

　　因為他們乘上了現代化這趟列車。現代化不是萬無一失的，不是完美無缺的，由于現代化使你離自己的傳統文化越來越遠，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另一面，由于現代化，你有了實力，你可以回過頭來做大量的保護、繼承、弘揚傳統文化的工作。

　　比如我們國家現在有很多文藝團體都投向市場，但是一些體現我們國家傳統文化的如京劇、昆曲，一些地方戲曲團體，國家都有一定的投資，有一定的財政補貼，以幫助他們能夠發展起來，新疆也不例外。

　　我幾次去新疆烏魯木齊團結路，我們家以前就住在團結路附近的十四中學里面。

　　在團結路那里現在就有自治區的木卡姆藝術團，正是在現代化、改革開放的高潮中，木卡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新疆成立了木卡姆藝術團。

　　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我知道最少已經有兩次十二木卡姆的演出，其中最少有一次是由劉云山親自請來的，表演了刀郎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吐魯番木卡姆。

　　所以我們不能把現代化與民族文化對立起來，我們要追求的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更好地來保護、弘揚、繼承、珍惜我們的傳統文化。

　　用拒絕現代化的方法，你是保護不了自己的民族傳統的。拒絕現代化的結果，只能是民族的衰微與滅亡。

　　這種焦慮不但維吾爾族有，哈薩克族有，漢族也有。

　　在拒絕現代化的前提下，你的文化更混不下去。漢族歷史上有熱烈鼓吹傳統文化的，如北京大學的辜鴻銘，一直梳著長辮子，他不剪。幾乎所有歐洲的語言他都會，他把胡適都鎮住了。

　　一次別人向他介紹說這是胡適先生，是在北大教西洋哲學史的。他就問人家，你的拉丁語怎么樣啊?胡適說我不會拉丁語。辜鴻銘說你連拉丁語都不會敢教西洋哲學史?!這把胡適給鎮住了，無話可說。

　　辜鴻銘在倫敦看《泰晤士報》，他倒著看。兩個當地小青年看見了就說這個豬尾巴，連字是正是倒都不知道，他買報干什么。辜鴻銘回過頭來，用標準的牛津音說，你們英語太簡單，正著看是對我智力的污辱。倒著這么瞭幾眼，幾分鐘你們國家那點破事我全知道了，還用正著看嗎?嚇得那兩個倫敦青年落慌而逃。

　　他還挑戰英國文化：你們英國文化好，好個屁，中國文化才好。中國文化為什么好?一個男人可以娶5個老婆。你這是男女不平等!怎么不平等了?一個茶壺可以配5個茶碗，哪有一個茶碗配5個茶壺的。

　　但是依靠這樣的人，中國文化能發達嗎?他是怪杰，是中國的天才，但是他對中國的文化發展不可能有很多的貢獻。恰恰是在急劇的現代化過程中，我們保護了多少文物，什么時候保護文物有改革開放以來保護得多?

　　我們出了多少的典籍!我們國家財政部有專門的撥款，永樂大典在出版，中華文化大典在出版，二十四史出了多少版本，包括我們新疆維吾爾文和漢語的維吾爾族的典籍我們出了多少!

　　我知道的《福樂智慧》最少有兩個新的版本，《突厥語大詞典》我們也出版了。

　　現在新疆文庫正在出版，今年4月我去出席了新疆文庫發行的活動，文庫要出維吾爾文、漢文、哈薩克文、蒙古文、柯爾克孜文、錫伯文等6種語言的版本。

　　古代漢唐對西域的各種記錄，各種的描寫，還有外國的，斯文.赫定、巴爾得、伯希和、斯坦因，美國人、瑞典人，過去去過新疆的外國人對新疆的各種考察各種記錄都包括在文庫里。

　　如果沒有現代化，沒有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想保持我們的傳統文化，我們做得到嘛?當然，現在中央也已經完全知道了這種情況。我看最近中央新疆工作會議的文件里，也提到解決就業的問題。

　　現代化會造成失業，這種情況是完全可能的。你原來的工廠辦不下去了，倒閉了，等等。不管怎么樣，我們得想辦法跟上這輛現代化快車。我們黨的工作也要深深地認識到，把邊疆的各民族同胞拉到現代化這個高鐵上來，是我們邊疆穩定、發展最重要的任務。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民族文化也可以得到發展。我們可以保留原汁原味的，完全不變的東西。內地這種情況也非常多，五四時候就開始討論，戲曲能不能用機關布景，也打燈光。

　　有爭論，有人現在還在堅持絕對不可以，還要與梅蘭芳、程硯秋、馬連良、王人美那個時候一樣的布景，不加任何變化，這樣做當然可以，你加一些新的變化，同樣也可以。

　　我們的民族文化也是這樣，要在現代化這個大潮當中，為民族文化的征集、保護、搶救、弘揚創造條件。絕對不能把現代化變成是民族文化對立的東西。

　　“一定要用開放代替狹隘”

　　明年就是賽福鼎同志誕辰100周年，我還參加了中央批準的賽福鼎同志的文獻紀錄片拍攝工作。

　　賽福鼎同志當年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最擔心的就是新疆的少數民族變成一個落后的、邊緣的民族，變成一個趕不上潮流，趕不上時代的民族。他非常的敏感。

　　比如北京這邊要培養一批女飛行員，他馬上找中央，看能不能有維吾爾族的女孩可以參加培訓。體育學校培養高水平的體育人才，他也非常關心。

　　當我還在文化部上班的時候，他跟我多次說過，他希望用十二木卡姆的旋律來做交響樂。

　　為這個事，我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前年，還是賈慶林擔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時候，有一次國家交響樂團與新疆一起搞的十二木卡姆交響音樂會，基本上用西洋樂器，小提琴、大提琴、單簧管來演奏，還有鋼琴協奏。

　　賈慶林主席出席了音樂會。中央歌劇院還有以維吾爾故事創作的歌劇《熱瓦甫戀歌》演出，有很多領導同志，賽福鼎同志的夫人阿依木也參加了。

　　所以我們完全有可能，在現代化的大潮中，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錫伯族等十幾個新疆世居民族的文化加以保護，對此我們應該充滿信心。

　　這個過程中一定還會碰到一些苦惱一些困難，這些都是可以克服和解決的。

　　我也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到處呼吁。有一件事我非常感動，2010年，我的好朋友，維吾爾著名詩人鐵衣甫江誕辰80周年時，新疆召開了紀念會議。張春賢書記也參加了會議，而且決定自治區每年拿出1000萬來鼓勵新疆各少數民族進行母語寫作，幫助把這些作品翻譯成漢語，說明中央、自治區各個方面正在重視新疆各民族的文化的保護與發展。

　　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在新疆生活工作了16年，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在新疆是最安全的，任何的人身迫害都沒有。每每想起來，我都要說，我熱愛新疆，我想念新疆，我感謝新疆各族人民。

　　有一次，香港的電視臺對我有一個關于新疆的采訪，我說了一句話：新疆的各族人民對我恩重如山!我說完這句話，我沒想到，那個曾經在鳳凰衛視工作過的楊錦麟先生及他帶的一幫小丫頭小小子，有抬機器的、打燈的、錄音的，他們都流了眼淚。

　　我本著對新疆的熱愛，我認為發生的我不希望看到的那些事件，那是暫時的，是極少數。

　　我愛新疆的各族人民，我相信新疆的各族人民一定能夠贏得一個光明的美好的前途，我們一定要用光明來代替黑暗，一定要用智慧來代替愚蠢，我們一定要用開放來代替狹隘，一定要用現代化來代替無知、落后、貧困，那種自己把自己囚禁起來的生活。

　　我已經越來越老了，我今年已經80歲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新疆的未來，新疆的光明。

                              （轉自微信賬號“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