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在四川藏區調研期間,與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阿來就其創作的歷史紀實文學《瞻對》進行了對話。此次對話由《瞻對》的創作緣起和思想脈絡展開,進而涉及四川藏區發展與穩定的一系列現實問題,并對我國少數民族工作的未來趨向進行了探討。
阿來在創作中,通過對史料梳理,進一步判定“藏獨”觀念并非藏人固有,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英國入侵,及受二戰前后英屬印度獨立運動的影響,一些人才有了脫離中國的政治訴求,并通過宗教勢力將此訴求擴散到其他藏區。民國數十年,由于中央政府對西藏實際控制權的削弱,更強化了此觀念。
朱維群與阿來由此談到中國現今的民族識別問題。
在阿來看來,歷史上中國各民族之間的邊緣本是模糊的、有彈性的,這種模糊帶來的彈性正是交匯融通的可能性,本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有利條件。但我們的民族識別和一些措施使公民的民族屬性過于清晰,行政區劃又使民族地域概念過于清晰,把文化上的彈性、過渡性地帶弄沒了。阿來認為,民族間差異越被過分強調,國家共識與認同的形成就越發困難。
朱維群指出,時時處處強調和提醒人們的民族身份,造成一些地方少數人鬧點什么事,很容易就上升為“民族問題”,進而導致法律效能打折扣,解決辦法或者偏向于對特定民族的成員采取防范措施——其后果是易引發少數民族人群不滿;或者偏向于妥協遷就——其后果又往往是引發內地人群不滿,導致原本很“皮實”的民族關系變得越來越敏感。
阿來強調,“我不需要因為民族身份在工作中受特殊照顧,也不希望因民族身份而感到我不能在這個國家享受和大多數人一樣的平等的公民權”。
二人還就現今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制度作了思考,指出個別政策有待研究。
政府為促進少數民族教育,設置了民族院校、民族中學、民族班等教育制度,把一些孩子集中到內地大城市上學,原本是促進少數民族教育事業、促進民族交融的好辦法,但到內地依然把這些孩子圈在一起,加之異地陌生環境的無形壓力,使他們更加抱成一團,結果是這個小社會的封閉程度比原先當地那個大社會還要厲害。
對此,阿來指出,類似教育制度,作為一種過渡性措施,在某一時期有其必要性,現今隨著民族地區基礎設施的大幅提高,仍把青少年學生按民族身份圈在一起,分開教育,事實上是在強調差異,不利于國家共識的培養與形成。他還指出,考慮到基礎薄弱,民族學生可以降分錄取,但畢業時不能降低標準,否則會使得少數民族孩子永遠擺脫不了低水準、受照顧狀態,難以建立競爭自信,“民族教育要把學生放到開放競爭的環境中去”。
阿來強調,增加文化共性,增進國家共識,文化教育要走在前面,“文化教育不走在前面,沒事的時候不聞不問,有事時,就是維穩力量沖在前面,這既無助社會長期的安定發展,也授人以口實”。他呼吁,民族地區學校要有至少占三分之一的外來師資。
中國各藏區,論物質條件與民眾生活水平,相對幾十年前,其提高程度何止十倍,改革開放后更是成績斐然。但緣何這些年“藏獨”意識仍然在一些地方滋長?阿來認為,只從物質層面著手解決民生問題,并不能解決國家認同問題。認知與認同,要靠文化教育長期春風化雨式地建立。
對四川藏區的長遠穩定問題,朱維群指出,關鍵在于培育現代生產力和現代管理方式,輸入現代文化教育,健全現代社會各項服務,打破封閉半封閉狀態,從而增進藏民族對四川、對全國的認同,不如此恐難從根本上摧毀“藏獨”賴以生存的社會結構性基礎,亦不能徹底擺脫藏區幾年一亂的循環。
朱維群阿來最后就民族政策的走向作了探討。
在阿來看來,新中國建立以來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及相關民族政策,總體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內國際形勢及與民族文化相關的意識形態均已發生很大變化,民族政策的一些部分,也到了進行適度反思與改進的時候了。
朱維群強調,民族政策的走向,還是要向交往交流交融方向努力,增強中華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而不是再去強化和細化民族之間、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之間的區分,把這種界限劃得越來越清楚”。(鳳凰網主筆 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