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網訊 （記者程雪紅報道）陳世明，1967年畢業(yè)于新疆大學中文系維吾爾語專業(yè)本科，1981年畢業(yè)于新疆大學中國語言系突厥語族語言文學專業(yè)并獲得碩士學位。曾為新疆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新疆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中國突厥語研究會常務理事。

　　曾先后主持過國家、教育部等省部級以上課題6項，出版專著、編著、譯注共18部，參與撰寫《西域翻譯史》、《漢維翻譯教程》等著作3部。1981年到2011年，陳世明參與了將《二十四史西域（廣義）史料》翻譯成維吾爾文，為少數民族讀者學習和了解新疆歷史編寫了一套完整的教材，為少數民族學者進一步研究新疆歷史提供了很好的參考，也為中西亞地區(qū)的學者深化本國、本民族以及本地區(qū)的歷史研究提供了參考資料。

　　如今，作為西北民族大學客座教授，74歲的陳世明在維吾爾語言文學專業(yè)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眼中，是一部活字典和工具書。

　　第一批維吾爾語專業(yè)本科生

　　我1941年11月出生在烏魯木齊。兩歲時，父親上房頂掃雪時不慎墜落身亡，我和母親相依為命。

　　小時候我和母親住在現(xiàn)在的新醫(yī)路附近，住的都是土坯房。那時烏魯木齊整個城區(qū)分城內和城外，南門、北門、大西門、東門四道帶有城墻的城門守護著烏魯木齊老城，城外人多以種菜、擺小攤、賣吃食為營生；城內人多為商家、機關工作人員和世居居民。

　　因為家里條件不好，我9歲才上小學。當時烏魯木齊市第七小學還招收了一些民考漢的小學生，我們班上就有幾個，民漢同學玩在一起、學在一起、成長在一起，漢族同學也就學會了一些日常維吾爾用語。

　　后來，我在學習和研究中了解到，早在1928年，新疆省政府就打破了以往的辦學模式，開始實施“漢族讀回文，回族讀漢文”的方針。由此看來，通過語言橋梁增進民族之間的文化認同，是一種大勢所趨。

　　1957年，我進入烏魯木齊市第三中學讀初中時，學校就開設了維吾爾語課程，共學三個學期，一周4個課時，來自葉城縣的一位年輕男老師給我們授課。三個學期下來，我們學了兩三千個日常維吾爾用語。1960年我上了高中，烏魯木齊市高級中學為民漢合讀的學校，學校也經常組織民漢同學座談或聯(lián)歡，我所學的維吾爾語真是派上了用場。

　　上世紀60年代初，新疆的大學比較少，考上難度比較大。因為我喜歡歷史和中文，1963年高考結束后我填報了三個志愿，即北京大學、蘭州大學的歷史系以及新疆大學的中文系。幾個月后，我接到通知書，陰差陽錯地成為新疆大學組建后第一批維吾爾語專業(yè)本科生。

　　那一年，中文系先后招收了6個班，100多名學生中既有少數民族同學學習漢語的，也有漢族同學學習維吾爾語的。這在當時來講，確是一件大事。

　　學風與作風

　　大學前兩年，我們先是被派去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親身體驗勞動的艱苦和貧下中農的辛苦，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這兩次勞動鍛煉，對于學習維吾爾語的我們來說，實質上是兩次社會調研和語言學習。

　　從1963年入校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實實在在的學習時間也就兩年多。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學生學好專業(yè)課，學校要求學生在教室、回宿舍或去食堂吃飯的路上都要說維吾爾語，民族老師還教我們唱民語歌，跳民族舞，組織詩歌朗誦會和故事演講會，系里還鼓勵民漢同學之間交朋友。民漢同學之間關系很好，有機會就在一起聊天，討論學習上的問題，或一起聯(lián)歡，用所學語言演出節(jié)目。直到現(xiàn)在，我還一直和很多當年交的維吾爾族朋友保持著聯(lián)系。

　　為了學好維吾爾語，還有漢族同學申請和維吾爾族同學同住一個宿舍。大學畢業(yè)時，兩個班有34名維吾爾語專業(yè)畢業(yè)生，沒有一個留在烏魯木齊的，都去了基層。我被分配到和田地區(qū)皮山縣，擔任縣委書記的翻譯和秘書。

　　當時的新疆皮山縣，維吾爾族占全縣人口的90%以上，漢族不到10%。兩個民族混居，相處得十分融洽，很少聽說維吾爾族、漢族之間發(fā)生不愉快的事情。

　　其實，這和縣上干部好的思想和工作作風是分不開的。那時的皮山縣，只有一輛吉普車，供縣委書記到新疆和田地委開會或下鄉(xiāng)使用，但縣委書記下鄉(xiāng)，一般不用小車，多是坐馬車、騎馬、騎驢或步行，總是把小車讓給有急事的人。縣委書記下鄉(xiāng)后的生活也非常簡樸，不讓迎送，不讓鋪張接待。縣上干部常年吃住在鄉(xiāng)下，從早到晚工作在田間地頭，很辛苦。

　　在新疆皮山縣呆了六年，1973年8月，我調入烏魯木齊市委黨校從事維吾爾語教學和翻譯工作。

　　30年磨一劍

　　1978年，我國恢復研究生教育，我報考了新疆大學中國語言系，攻讀突厥語族語言文學，也就是維吾爾語專業(yè)。

　　研究生畢業(yè)留校任教那年，新疆大學根據新疆歷史學會的建議，成立了二十四史西域（廣義）史料輯譯組，啟動了二十四史西域史料維吾爾文翻譯和注釋工作。由于我已經有了十幾年的翻譯經歷，便有幸進入輯譯組工作。

　　我的任務是把從二十四史中輯錄出來的西域史料和維吾爾語譯文進行對照，審查譯者有無由于古漢語障礙而造成的對原文理解上的錯誤，然后進行修訂。工作中，經常會在原文中遇到不同歷史時期各個少數民族的音譯詞，像匈奴語、突厥語、蒙古語以及突厥語族諸語言的音譯詞，這些詞還原起來有很大的難度。

　　我們沒有成功的經驗可借鑒，也沒有好的方法可采取，只能自己探索、總結經驗。直到1989年，我們的第一本研究成果，即二十四史西域（廣義）史料維文譯注《史記》才順利出版。2012年春節(jié)前，最后兩本研究成果總算宣告出爐。算起來，我們把從漢文《二十四史》中輯錄出來的近250萬字的西域史料，翻譯并注釋成維吾爾文的9本書，共用了30年的時間。現(xiàn)在，這9部成果已被翻譯成土耳其文、吉爾吉斯文、哈薩克文、烏茲別克文等文字，還被首批選入《新疆文庫》出版。

　　從事語言研究這么多年，我們深知和諧的語言生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語言不通會造成溝通不暢，以致產生交流上的誤解和矛盾。眼下，新疆正在大力推動漢族干部學習維吾爾語，以及南疆漢族小學設維吾爾語課程，它起著加深不同民族情感的橋梁和紐帶作用。

　　和我同齡的老朋友越來越少了，從事維吾爾語教學、翻譯和研究的一些老專家也相繼去世，但我就認準了一條：有生之年，用自己的專業(yè)為國家做貢獻，為社會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