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鳳凰網“時局觀”欄目刊發了作家阿來和前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關于民族問題的對話，引起廣泛關注。事后《中國民族報》特約評論員明浩撰文進行批駁。鑒于民族問題的重要和公眾關切，鳳凰大學問特約民族研究專家梁永佳教授撰文解讀。梁文內容豐富充實，對當前民族問題的討論和分析的方法也提出了批評，指出“大家都急于改造社會，卻沒有很好地解釋社會”。

　　中國民族問題的爭論呈現兩個逐漸分化的陣營。一派認為當下民族問題激化，根源在于建國初期的制度設計缺陷。自從“階級”讓位于“發展”以來，“少數民族”身份過度強化，致使多民族社會的各種問題滑向了民族間矛盾。因此，國家應突出公民身份，淡化民族身份，促進中華民族認同。甚至有人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概念，試圖以民族融合取代民族識別。這一派可以稱為“融合派”。另一派則認為，從建國初期的民族政策到1984年的《民族區域自治法》，含有大智慧。當下民族問題的根源，在于未能充分落實這套制度，當務之急是落實承諾，實現法治，強化自治權，賦予民族地區自我保護的能力。他們可以稱為“自治派”。

　　兩派主要對民族政策的轉變路徑發聲，卻很少論述民族問題的現狀。對雙方來說，現狀似乎很清楚了。他們的論述中，常見的是領導講話、政策簡史、經典理論、近代思想、美國經驗、蘇聯模式，以及康乾盛世、民國教訓等等，卻不太重視“民族”在社會中的實際狀態，更不用說基于經驗材料的細致分析了。當然，歷史脈絡、外國經驗、理論梳理都極為重要，也必須做扎實。但是，讀再多的朱批檔案，引再多的經典文獻，講再多的外國經驗，都只能起到借鑒作用，不能取代對現實的系統研究。

　　例如，阿來先生的《瞻對》是一部精彩的文學作品，但拿它來調整今天的西藏政策，就未免太“迂”了。嘉慶和道光重復乾隆的錯誤，或許不是因為他們忽視前車之鑒，更可能是他們與乾隆處于同樣的權力格局之中，不得不為了天朝的臉面做出近乎荒唐的事情。整部作品中，我們聽不到“夾壩”的聲音，無從知曉搶劫官差背后存在何種不同于精英敘事的“另類理性”。研究歷史大可不必操心這件事，因為沒有材料可資利用。但是，制定政策就不同了，蕓蕓眾生就在不遠處一個叫“社會”的地方，人類學等社會科學有一整套方法，能持續地解釋社會中各種行動者的訴求、動力和價值觀。政策制定者完全可以借助這些研究，認識社會的復雜性，感知沉默者的力量，評估社會的走勢，巧用權力，因勢利導，做到名符其實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相反，總盯著乾隆爺的想法，就不太容易跳出“社會管理”的圈子，看見什么想管什么，不相信社會有自己的秩序和理性。最終會將政府置于“無限責任公司”的境地，自己也只能鞠躬盡瘁了。

　　借鑒歷史和外國經驗都有限度

　　有人說要多了解世界，少點中國歷史。我很同意，但想加上一句：歷史多一點還是世界多一點，都比不上對現實了解多一點。歷史和外國經驗都是在另一個時空中發生的，其復雜環境難以復制。雖然值得借鑒，但要清楚限度。

　　歷史往往只能感嘆，不能招魂。民族身份在歷史上的確比較模糊，有一定的彈性。阿來先生認為這是好事，給交融留下了空間。的確，康巴人和拉薩人在清代并沒有認同成一個民族，北京這邊叫康巴人為“番”。類似的情況即使到了民國時期，仍然俯身皆是。從一個民族身份轉化成另一個民族的情況并不少見，通婚、升學、經商、從軍都可能改變自己原來的民族歸屬。例如，一位民國時期長居大理的外國人就發現，這里的“民家人”如果住到城里，言行舉止都像城里人，那么大家就認為他是一個漢人，盡管大家都知道他的上一輩是民家人。歷史上，不僅轉變民族身份不難，民族種類也很多，甚至很“雜亂”。1950年代民族識別的時候，僅云南一個省就自報了二百六十多個“民族”，后來經過官員、民族精英、學者的工作，少數民族總數最終歸并為26個。換句話說，今天很多少數民族，原本就是不同稱謂的人群歸并到一起的后果。很多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詬病民族識別，認為民族識別還不如歷史上民族身份很淡化、很彈性的狀態。

　　這種借鑒歷史的方法值得商榷。今天的國家不同于高高在上的古代國家，它要一竿子插到底，跟每個公民打交道，以公共政策實現公平正義，這是所謂當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共識。為此，它必須想辦法“讀懂”地方社會，將復雜的地方生活簡化成可以統計的標簽、代碼、類別，并以此為依據分配資源。同時，它還有責任平衡國民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這就是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的目的之一。依我看，民族識別就是這樣一個為了“讀懂”少數民族社會而推行的重大工程。當初那二百六十多個族稱，在各個地方生活中都肯定有其存在的意義，只是從國家的視角來看才顯得“雜亂”，因此國家必須將它們簡化、清晰化、固化。今天，一個人只能是藏族、白族、彝族、漢族，違規更改會受到嚴厲追究。國家只有這么做，才可能實施它的政策，保持它的權威，才可能對一個民族內的所有成員一視同仁，才可能對兩個不同的民族實施差異的政策，以平衡事實上的差距。簡言之，是現代國家的責任使得一個民族內部越來越趨同，民族之間越來越差異。也正是這個原因，讓兩個民族走向融合，即便歷史上出現過，也無法借鑒到今天。試問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哪兩個民族“融合”過?總之，民族身份的固化、清晰化，是現代民族—國家體系橫掃世界的后果，不是民族政策能左右的事情。彈性身份、模糊身份是歷史事實，但已經無法借鑒。

　　同樣，借鑒外國經驗也可能水土不服。有人借用蘇聯按民族成分而解體的教訓警告中國，卻忽視了，中國從《共同綱領》開始就沒有照搬蘇聯，沒有確立過民族自決權的法理基礎。有人借用印度聯邦制的“成功”與前南斯拉夫聯邦制的失敗，警告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過于將中國條塊分割，卻忽視了，正是突出“區域”的民族自治，使得雜居一處的不同民族有了合作治理的可能。有人借用土耳其當代政治中的世俗化言論諷喻中國，宣稱世俗化乃是世界潮流。豈不知土耳其某些政治力量的世俗化訴求，乃是抵抗執政黨過于伊斯蘭化的策略，中國并不具備那里的宗教化環境，借鑒土耳其的經驗管理中國的少數民族宗教，實際上存在錯位。還有人主張中國借用美國的“熔爐政策”將各民族最終“融合”，豈不知這一政策早在美國宣告破產。有人主張“民族主義”的實質就是一個民族要有自己的國家，豈不知世界上的國家數字遠遠低于民族數字，多數國家都是多民族國家，而且中國還是全亞洲第一個多民族共和國。總之，單憑歷史知識、國外模式、經典理論，無法形成有意義的民族問題爭論。

　　大家都急于改造社會，卻沒有很好地解釋社會

　　缺乏對現實的關照，民族問題之爭容易流于觀念之爭，甚至演變成為爭論而爭論。近年融合派與自治派的觀點越發涇渭分明，言辭也日趨激烈，甚至形同水火。原本有差異的觀點，被對方歸為“一丘之貉”，大加撻伐。一旦中央有新精神公布，爭論雙方都會找出對自己有利的陳述，譏諷對方“失算”，這恰恰說明了雙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爭論雙方都不太重視對方的合理成分，缺乏從善如流的開放態度，過于捍衛自己的立場，失去了學術的本分。而且，討伐者容易忽視被討伐人自身的變化，爭論也往往演變成對道德制高點的爭奪。例如，針對馬戎教授“去政治化”的批評已經持續了十幾年了，筆者雖然未必同意這一主張，但我也注意到，批評者并沒能及時跟蹤他對這一主張的改進。

　　觀念之爭可以永遠持續下去，因為證據不必來自現實，而是來自自己所秉承的某種抽象原則。這不僅是“民族問題”的爭論環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當下“左”、右兩派在幾乎所有議題上的爭論環境：大家都急于改造社會，卻沒有很好地解釋社會。對于很多涉及民族問題的事件，我們看不到冷靜的社會科學分析，不清楚導致這些事件的具體社會條件和發生機制，也不清楚個體和群體在事件中的行動內容，以及行動者對于自己的行動所賦予的意義，更不用說探索行動者的心態、情感、記憶了。如果不能解釋形形色色的民族間理解、合作、寬容、隔閡、猜忌等情況的發生機制、觀念基礎、情感因素，那民族問題的爭論或許只能流于觀念之爭。作為社會主體的蕓蕓眾生，卻一直外在于爭論本身。

　　民族問題絕非“少數民族的問題”

　　實際上，“民族”這一關鍵詞在中國社會中已經形成了非常復雜的現實，只是主流學界不太重視它罷了。這一點，對照一下農民工調查、股市分析、清史研究的規模和強度就很清楚了。

　　中國有64%的領土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上面生活著半數少數民族人口和數以億計的漢族成員。這里有豐富的石油、金屬、水力等自然資源，有大量的基礎設施，也同樣處于《民族區域自治法》的管轄之下。同時，還有另一半少數民族成員生活在非民族區域自治的地區，其中包括兩千多萬流動人口。這大概就是“大雜居，小聚居”的含義。在今日中國，人員、觀念、信息呈現大規模高強度的流動性，民族景觀也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少數民族再也不只是住在偏遠山區的、經濟文化落后、交通信息封閉的人群了。實際上，很多少數民族的國際化程度之強、生活水平之高，超乎想象。在中國的國際角色逐漸豐富的今天，少數民族的“邊疆”地位已經成為他們無可比擬的優勢。在中國，幾乎所有城市和相當一部分農村都已經成為“多民族社會”，大城市尤為如此。大部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都會與不同于自己民族成分的其他民族成員打交道。因此，民族問題絕非“少數民族的問題”，而是所有中國人的問題。“多民族社會”已經是中國社會的新“常態”。

　　但是，我們對這一常態的機制、構造、肌理所知不多，大量問題沒有回答。例如，民族身份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含義是什么?人們如何想象其他民族成員?在一個社區里，不同民族之間是否以及如何交往?針對具體民族的刻板印象是如何生成和觸發行動的?不同民族是否了解彼此在飲食、儀式、通婚等方面的禁忌?民族身份是否會導致一個個日常生活的“小圈子”?如何克服或者構建語言障礙?除了優惠政策外，少數民族在教育、醫療、雇工、晉升等方面還存在哪些“潛規則”、變通做法?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一個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民族身份、歷史和文化?是否以及如何使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封齋、禮佛?如何接受教育、擇偶、擇業?為什么留大胡子、蒙面紗?為什么有病先要求助“畢摩”?為什么一定要回鄉成家立業?為什么要外出打工?為什么慷慨、信任、自強不息的同時，又可能酗酒、吸毒、販賣人口?是否愿意以及如何用民族身份經商、創業、從事藝術創作?如何接受優惠政策?如何被其他民族成員對待?

　　這些具體的、現實的問題，并非幾天調研就能回答，也不是視察一通就能探知。生活世界無法簡單拆分為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歷史、心理、語言等“部門”，而是由一個個具體問題構成的世界，連貫而有意義。它們構成了多民族社會的肌理、脈絡和運行機制，也驅動了大小“事件”的發生。這種現實只能通過耐心的田野調查才能厘清，也只能通過彼此對話的寫作才能被逐步解釋，不可能一望便知。這些都是學界的“大白話”，卻不一定為政界和全社會所理解。

　　用漢族代表中國的觀念有問題

　　由于缺乏對多民族社會的認識，很多有歧視性傾向的說法長期通行于世。例如，少數民族被普遍理解成“浪漫原始”、“能歌善舞”，似乎他們天生是無憂無慮的前現代人群、人類的活化石、“原生態”的標本。普通話已經成為很多少數民族成員的母語，但該語言常常被稱為“漢語”。很多人將中國人想象成有著五千年文化、奉行孔孟之道的“龍的傳人”、“炎黃子孫”，卻不知道還有一億三千萬國民未必如此。有的甚至認為流行于漢族的“祖先崇拜”應該是中國人共有的“天然信仰”，儒家應該被奉為“國教”，卻不去考慮中國還有十幾個少數民族信奉伊斯蘭教、佛教、道教，有的少數民族甚至有著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傳統。中醫被稱為“祖國醫學”、“國醫”，但少數民族的醫療知識卻被稱為“藏醫”、“蒙醫”、“苗醫”，有的干脆就被稱為“迷信”。類似地，很多冠以“國”字稱號的藝術形式，也不能不說忽視了中國的多民族現實，如“國術”、“國藝”、“國畫”、“國樂”，以及形容這些藝術的褒義詞“國粹”。就連“國學”，也普遍被理解成歷史上用中文記錄的經典文獻，而藏文、滿文、西夏文、回鶻文、蒙文、彝文、傣文等文字寫成的作品則多被稱為“少數民族文獻”。更有甚者，很多人至今仍然認為，有的少數民族在幾十年前還處于漢族三千年前的狀態。這種不經意流露出來的優越感，以及用漢族代表中國的觀念，都說明了“多民族社會”的復雜性還遠遠未被認識。這種復雜性，需要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在大量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提出合理的解釋。這不僅是爭論民族問題的基本前提，也是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依據。

來源：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