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一條絲綢之路打開了中國通往世界的大門。兩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計劃，希望能夠聯合各國，在新的世紀重振絲綢之路的輝煌。 

 吳思科：我也經常講就是，講“一帶一路”的提出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創，而是中國同世界的一種合奏曲。

 然而，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從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到國際版“西部大開發”，外界的質疑聲也不斷挑戰著計劃的實施。

 吳思科：“一帶一路”的建議是一種開放性的、是一種包容性的，是一個歡迎大家都參與的。所以出發點也罷，整個理念就不一樣了，所以不是馬歇爾計劃。

 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復雜，一直是宗教和民族矛盾多發的地帶。面對未知的風險，“一帶一路”計劃又將何去何從。

 吳思科：“一帶一路”作為宏大的構思、一個倡議，它不是三年五載的時間就能完成的，我覺得這是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長一段時間幾代人去努力實現的這樣一個目標。

 從亂到治是大趨勢

 吳思科，中國資深高級外交官，前中國中東問題特使。2014年9月，卸任了中國中東問題特使的吳思科，結束了43年的外交生涯。在外界眼中只能用沙漠、面紗、摩托車隊和戰亂四個詞來形容的中東地區，在他看來卻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危險。

 記者：中東是“一帶一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環，在這個政策公布之后您又去了幾次中東，其實想知道中東這些國家是怎么看待“一帶一路”這個政策的？

 吳思科：其實絲綢之路應該說是2000年以來中國、西亞阿拉伯世界連在一起，成為雙方之間的淵源流長的紐帶，用他們的一句話說叫“撥動雙方的心弦”，印象最深的，我上次去科威特，科威特方面就介紹他有一個絲綢城，就是他的也是宮廷大臣也是薩巴赫(科威特埃米爾，即科威特國王)的長子，叫納賽爾·穆罕默德·薩巴赫，他提出的設想設想盡力一個絲綢城，在科威特的北邊，靠近伊拉克的邊境地區，20多年前，他當時是作為首相的政治顧問，訪華期間我接待過他，他當時就談他對絲綢之路有獨特的情結，他就愿意跟中國方面探討怎么樣在新的歷史時期復興絲綢之路。還有我去的阿曼，他們也提出一個經濟區，還提出要在塞拉萊港建立一個鄭和紀念園區，都是這樣的一些設想，想把他們獨特的這種區域位置通過絲綢之路、通過“一帶一路”，海上的把它連在一起，我覺得雙方的這種想法可以是一種契合。所以我也經常講就是，講“一帶一路”的提出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創，而是中國同世界的一種合奏曲。

 記者：現在有一些擔心，因為中東地區地緣政治比較復雜，有時候會出現一些民族宗教問題，還有地區的矛盾，會不會給我們“一帶一路”的實施帶來一些風險和挑戰？

 吳思科： 確實這個地區，因為民族、宗教比較復雜，有多樣性，各種各樣的矛盾，使得熱點問題相對也比較集中。但總體上，我覺得經過這些年的變化過程之后，民眾求穩定、求發展，這個是一個大的趨勢。所以這一點上，人們經過這么多年的痛定思痛之后，怎么樣去謀求用政治的方式、對話的方式解決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大的趨勢。所以這個地區有動亂的這一面，比如現在的伊拉克的局勢、敘利亞的局勢，確實都是令人擔憂的問題，但是總體上也還有它趨向穩定的一面，比如埃及、突尼斯經過轉型之后走向這一面。海灣地區，相比較來說，還是保持了一定的比較穩定。

 所以總體上在亂的過程中間走向治，這是一個大的趨勢。要有防范的預案，這是可以肯定的。但同時也不會因此裹步不前，條件成熟的地方我們就把它做起來，逐步逐步的展開。

 馬歇爾計劃的市場監督制度值得借鑒

 從“一帶一路”計劃提出的開始，就不斷有人將“一帶一路”與美國戰后復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相提并論，質疑這是中國霸權思維的延伸，誤認中國別有用心。對此，吳思科不僅予以否認，還大方表示“一帶一路”的實施可以借鑒馬歇爾計劃中有意義的內容。

 記者：對于有意見覺得這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不知道您怎么看？

 吳思科：我自己做了一些比較，我覺得可能有兩種，一種人認為，中國能提出這么大的建議嗎，都是抄人的東西，所以有這種心態，覺得一個大的規劃、設想總愿意從歷史上找一個印證的東西，好像中國是那里的復制品，這是一種心態。另外一個，這是一種叫“一帶一路”的建議是一種開放性的、是一種包容性的，是一種個歡迎大家都參與的。所以出發點也罷，整個理念就不一樣了，所以不是馬歇爾計劃，確實它是整體上可以是看得很清楚的。

 但是我經常也在想，馬歇爾計劃確實起到很好的作用，馬歇爾計劃作為它在實施過程中間，有哪些有意義的東西，它在實施過程中間，它對項目的選擇、立項到實施，還是有一套按照市場的規律，按照挺嚴格的監督制度，這一方面我們還是應該吸取它，就是我們以后這個項目也嚴格按照市場的規律，不管是國營的企業、民間的企業、個人的參與，都應該按照市場的規律來做事，每一個項目都要做好、做實。

 記者：您覺得中國該怎么樣消除別人對“一帶一路”這個計劃的誤解？

 吳思科：兩條，一個就是交流、溝通，要讓別人知道你怎么個想法，就是讓你知道，我這個不是像講馬歇爾計劃那樣，為了我的勢力范圍，我的盟友圈，跟別人去搞對立去，或者是那種爭勢力范圍，不是這樣的，而是一種和平的、發展的、包容的這樣的一個發展，帶動一種共贏，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這一條， 更重要的是做，讓別人看到。比如亞投行，中國倡議的，但是明確強調，中國不尋求壟斷，也不尋求一票否決，是共商，大家一塊來商量做好這個事情，完全按照國際上的規則來做這個事情，這里面就能體現出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步。

 “一帶一路”不是國際版西部大開發

 中東地區，因其資源優勢和優越的戰略位置，歷來是西方國家利益的爭端之處，政治動蕩、戰事不斷。面對風險，中國究竟能否從“一帶一路”中得到應有的利益和回報？

 記者：我從您的講話中感覺，這個“一帶一路”的政策可以給中東國家帶來不少的好處，但是反過來講，他們對我們在實施和貫徹“一帶一路”的政策上，中東地區具有什么特殊性，可以發揮一些怎么樣的作用？

 吳思科：西亞還有阿拉伯世界，處于“一帶一路”西端的交匯處，就是從歷史上、地緣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再另外它作為資源的稟賦，這也是，再加上人力，經常講這個地方年輕人占人口的比例多，這個方面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去年12月份埃及的總統塞西到中國訪問，這方面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雙方討論的內容。比如說蘇伊士運河開辟新的航道，新的航道一系列配套的設施，還有開羅4月6日的城際高鐵，還有在我們已經建立的，就是蘇伊士運河灣經濟特區的基礎上，怎么樣擴大。

 在那之后還有像阿爾及利亞的總理到中國訪問，也是明確的講了，阿爾及利亞的發展規劃跟中國提出來的“一帶一路”這個發展計劃完全契合，雙方有著非常良好的合作前景。所以這一點上確實都是顯示出它的積極性，包括這個地區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國家就是伊朗，我今年1月份也去了一趟伊朗，伊朗的有關負責人談到這個時候也是，就講到從他們南部的港口去，到德黑蘭鐵路、公路這樣一個，除了港口經濟區的建設到首都，然后到里海，然后到中亞，跟絲綢之路經濟帶連在一起，提出一些很好的想法。

 記者：現在有人擔心說“一帶一路”成為國際版的西部大開發，因為沿線的國家大部分經濟狀況都不太好，擔心中國出錢又出力，但最后可能這個回報并不是特別多，您覺得怎么樣來衡量這個投資和回報的比例？

 吳思科：從長遠來看肯定給中國、給世界、給這個地區都能夠帶來好處，絲路基金、亞投行，帶動這個地區的整體的基礎建設和經濟發展，會帶來一個新的一種騰飛，同時在每一個項目實施的時候，肯定要有很細的計算，怎么樣更合適一點。從發展的潛力和前景來看，應該還是看好的，它的資源、它的市場，一旦持續穩定，發展帶來了活力之后，應該是有前景的。